坎坷人生

坎  坷  人  生  记
（王子炎回忆录）
牧农人  著    
 
前    言
我和家人的坎坷人生，看到了世纪沧桑的社会变化，我们的荣辱盛衰和社会的荣辱盛衰唇齿相依，竟然起落沉浮都一样。
我自幼身受日寇侵华战争的苦难，饱尝了国统区货币贬值、家庭破产、幼小失学的痛苦，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终于迎来新中国诞生。 1949年自贡刚解放我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投入了征粮剿匪平息土匪“三·三暴动”的战斗；在抗击土匪越狱暴动中，奋不顾身与越狱惯匪拼搏。15岁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简阳县青年工作的开拓者。参加了建国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全过程。立志作一名自然的改造者，带领群众战天斗地改造大自然。积七年之努力，不断改革耕作技术创高产，培育出许多很有希望的粮棉新品种，被评为四川省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受到团中央表彰，誉为“全国青年干部走又红又专道路的一面红旗”。    
1957年整风反右，我因坚持统购统销政策触犯上司，遭其颠倒是非污蔑报复，给打上了“内右”的烙印，致“上山下乡”达三年之久。1961年农业生产本已降到历史最低点，区委领导人竟不顾群众死活，强行小春完成全年征购，对中央派来调查的工作组阳奉阴违抵制。为拯救饥荒民众，我犯颜向中央工作组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实际困难，被指名调到毛主席亲自掌握的中央工作组，参加了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工作，我调查过很多民间疾苦，写过不少调查报告，工作组专机报送给毛主席。中央调粮赈灾，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为民请命触犯了区委领导人的尊颜，在中央工作组离开后，我由区委贬到供销社做生意去了，培育良种的事业被恶性中断，接连遭受了十多年磨难：文化大革命竟污我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把我打成 “牛鬼蛇神”，关了三年“牛棚”，罚做苦役土劳改，什么脏活、累活、侮辱人格的活都干过。我不服，要求平反，又强加以“右倾翻案”的罪名，定成“现行反革命”，判了八年徒刑。在弄我到飞龙公社游斗时，一个原来公社的干部来看我，给我送水送药，偷偷安慰我：“王同志，你是好人，那年没有你向中央讲实话，我们飞龙公社不知还要饿死好多人，我们不会忘记你。”人民没忘记我，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在狱中，我虽已开除党籍，但自信我还是党的人，处处以党的要求来严格约束自己，维护专政机关权威，在世界观的自我改造上下功夫；我付出了超常人一倍以上的艰苦劳动，从事科学试验，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专政机关破列给予我最高的刑事奖励：减刑三年。
    幸得我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妻子，她忍辱负重，拖儿带仔，五上内
江地区为我申诉，终于感动了“上帝”；这个“上帝”就是党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使我得以撤销原判，平反释放，恢复公职。
    我平反出狱后，原来在中央工作组一道工作过的中央王涵之部长，他出差到乐至去，中途在简阳停车来看我，时隔十多年了，中央首长还记得我，我很受感动。《四川日报》派记者对我专访了近半个月，誉我为“活着的《牧马人》”，这篇长篇专访，竟被文化大革命害我当时又在台上专权的当权派，以“不予发表”厄杀了。平反的道路障碍重重，从撤销原判、平反释放、恢复公职，到恢复党籍，补发工资，整整拖了近十年。总想给我结论点“问题”，虽非犯罪总有错误，让台上害人的当权派“整人有理”，错得体面些。可是他们搜肠刮肚好几年也定不下任何符合事实的“错误”。
   有一次，我爱人找法院院长申诉我的案件，这位院长说：“你不要把你们王子炎说得那么好，他思想反动得很，你说他说些什么：‘天愁地暗，美洲在那边？’这不是想变天复辟吗!”我听了真叫人哭笑不得，这就是我判决书上结论的“思想反动”。这个问题竟然纠缠了十多年，至到1980年有一位作过教师的同志来复查我的案件，他看了很好笑：“这哪里是他说的嘛，这是解放前很流行的一首进步诗词《婉蓉词》的开头一句，这首词写得很好，那时爱好文学的学生，好多人都能背诵。”纠缠了十多年的“思想反动”这才云开雾散。我们有些领导和盲从者，心并不坏，实在是书读得少，知识太贫乏了。
    最后纠着不放的是“为‘反革命’父亲翻案”，很多人也都认为这是丧失阶级立场的严重错误。1958年父亲被人陷害，误判了三年管制，我在法定申诉期内为他写了申诉书上诉，这在法律上是完全合法的，可是硬要把这说成是丧失阶级立场的严重错误而不恢复我的党籍，我请问办案人该怎样解释我们国家的律师制度，律师们天天都在为罪犯申诉辩护，按照你们的逻辑，是不是都丧失了阶级立场？是不是都该开除党籍？我在申诉书里要求他们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压人，我引用了毛主席语录：“要人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结果他们谁也答复不了我的提问。有位好心人来劝我“承担一点责任，别人好下台，别得理不饶人”我说：“现在不是我不饶别人，而是别人不饶我。”最后，（大慨是文化大革命整人有功，由“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一步高升成了县的一把手的那位当权派下台了、死了）没结论任何错误，恢复了我的党籍。又过了两年才全额补发了四年牢狱之灾的工资。1979年邓小平主政平反冤假错案，我父亲被误判管制三年，在管了二十年之后，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人身自由。陷害我父亲的人也遭到了报应。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我看到了陷害我们的人，一个个都没有好下场，皆恶有恶报也。我一辈子正正直直做人，勤勤恳恳工作，为人民服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为民请命从不惧个人艰险。我对名利无所求，只求儿孙个个贤。现在我四世同堂，乐享天伦。大儿子少农，由一名童工、苦力，成长为大学教授，文化部评定为“影响中国100位艺术大家”，中国夏布画创始人，国家给他在上海世博会发行纪念邮票，出版画册，他和他的作品多次出国展出。 二儿子少波，三届连选连任汽车运输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他以身作则，群策群力，把一个资不抵债的企业救活了，深得职工爱戴。 小儿子少冰，在企业解体下岗后，同妻子一道，白手兴家，艰苦创业，现已初具规模。 我没有女儿，三个儿媳就是我们的三个女儿，她们对我们二老都很孝敬。长孙阳文在公司勤勤恳恳工作，已是公司中层干部。孙女羽林，勤奋好学，在马来西亚大学毕业后，又到法国攻读研究生。小孙子乙心，是学校七年级三好学生，成绩全年级六个班第八名。曾孙子一恒，已呀呀学语，叫我“祖祖”。这皆善有善报也。
岂不闻：“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减，日有所损；行善之人，如园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恶事做多了，必遭恶报；善事多做点，必有善果。
我虽坎坷，也很成功，因为我的后人比我强。我知足了，知足就能
长乐长寿。
平反释放恢复公职后，县委领导也曾叫我到省里参加过一些复兴文化的会议，鼓励我重新提起笔来写点东西，可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五十多年了，我没再提笔写作；我的亲人们也担心我提笔写作。我现已八十高龄，已非“如日中天”，既使长命百岁，也只剩下五分之一时间，再不一吐为快就没有时间了。现在我可以放心写我的回忆录《坎坷人生》了（这是务实，却反映了百年世纪沧桑的变化）；我还要写《感悟人生》（这是务虚，感悟人生的哲理）；在此基础上，我还要写一部文艺作品《世纪人生》（塑造世纪沧桑的人们），完成我的《人生三部曲》，把我经历的、感悟的和世纪沧桑的人生告诉世人，为社会尽我最后的绵薄之力。

坎  坷  人  生  记
（王子炎回忆录）
牧农人  著    
 
前    言
我和家人的坎坷人生，看到了世纪沧桑的社会变化，我们的荣辱盛衰和社会的荣辱盛衰唇齿相依，竟然起落沉浮都一样。
我自幼身受日寇侵华战争的苦难，饱尝了国统区货币贬值、家庭破产、幼小失学的痛苦，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终于迎来新中国诞生。 1949年自贡刚解放我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投入了征粮剿匪平息土匪“三·三暴动”的战斗；在抗击土匪越狱暴动中，奋不顾身与越狱惯匪拼搏。15岁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简阳县青年工作的开拓者。参加了建国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全过程。立志作一名自然的改造者，带领群众战天斗地改造大自然。积七年之努力，不断改革耕作技术创高产，培育出许多很有希望的粮棉新品种，被评为四川省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受到团中央表彰，誉为“全国青年干部走又红又专道路的一面红旗”。    
1957年整风反右，我因坚持统购统销政策触犯上司，遭其颠倒是非污蔑报复，给打上了“内右”的烙印，致“上山下乡”达三年之久。1961年农业生产本已降到历史最低点，区委领导人竟不顾群众死活，强行小春完成全年征购，对中央派来调查的工作组阳奉阴违抵制。为拯救饥荒民众，我犯颜向中央工作组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实际困难，被指名调到毛主席亲自掌握的中央工作组，参加了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工作，我调查过很多民间疾苦，写过不少调查报告，工作组专机报送给毛主席。中央调粮赈灾，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为民请命触犯了区委领导人的尊颜，在中央工作组离开后，我由区委贬到供销社做生意去了，培育良种的事业被恶性中断，接连遭受了十多年磨难：文化大革命竟污我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把我打成 “牛鬼蛇神”，关了三年“牛棚”，罚做苦役土劳改，什么脏活、累活、侮辱人格的活都干过。我不服，要求平反，又强加以“右倾翻案”的罪名，定成“现行反革命”，判了八年徒刑。在弄我到飞龙公社游斗时，一个原来公社的干部来看我，给我送水送药，偷偷安慰我：“王同志，你是好人，那年没有你向中央讲实话，我们飞龙公社不知还要饿死好多人，我们不会忘记你。”人民没忘记我，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在狱中，我虽已开除党籍，但自信我还是党的人，处处以党的要求来严格约束自己，维护专政机关权威，在世界观的自我改造上下功夫；我付出了超常人一倍以上的艰苦劳动，从事科学试验，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专政机关破列给予我最高的刑事奖励：减刑三年。
    幸得我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妻子，她忍辱负重，拖儿带仔，五上内
江地区为我申诉，终于感动了“上帝”；这个“上帝”就是党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使我得以撤销原判，平反释放，恢复公职。
    我平反出狱后，原来在中央工作组一道工作过的中央王涵之部长，他出差到乐至去，中途在简阳停车来看我，时隔十多年了，中央首长还记得我，我很受感动。《四川日报》派记者对我专访了近半个月，誉我为“活着的《牧马人》”，这篇长篇专访，竟被文化大革命害我当时又在台上专权的当权派，以“不予发表”厄杀了。平反的道路障碍重重，从撤销原判、平反释放、恢复公职，到恢复党籍，补发工资，整整拖了近十年。总想给我结论点“问题”，虽非犯罪总有错误，让台上害人的当权派“整人有理”，错得体面些。可是他们搜肠刮肚好几年也定不下任何符合事实的“错误”。
   有一次，我爱人找法院院长申诉我的案件，这位院长说：“你不要把你们王子炎说得那么好，他思想反动得很，你说他说些什么：‘天愁地暗，美洲在那边？’这不是想变天复辟吗!”我听了真叫人哭笑不得，这就是我判决书上结论的“思想反动”。这个问题竟然纠缠了十多年，至到1980年有一位作过教师的同志来复查我的案件，他看了很好笑：“这哪里是他说的嘛，这是解放前很流行的一首进步诗词《婉蓉词》的开头一句，这首词写得很好，那时爱好文学的学生，好多人都能背诵。”纠缠了十多年的“思想反动”这才云开雾散。我们有些领导和盲从者，心并不坏，实在是书读得少，知识太贫乏了。
    最后纠着不放的是“为‘反革命’父亲翻案”，很多人也都认为这是丧失阶级立场的严重错误。1958年父亲被人陷害，误判了三年管制，我在法定申诉期内为他写了申诉书上诉，这在法律上是完全合法的，可是硬要把这说成是丧失阶级立场的严重错误而不恢复我的党籍，我请问办案人该怎样解释我们国家的律师制度，律师们天天都在为罪犯申诉辩护，按照你们的逻辑，是不是都丧失了阶级立场？是不是都该开除党籍？我在申诉书里要求他们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压人，我引用了毛主席语录：“要人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结果他们谁也答复不了我的提问。有位好心人来劝我“承担一点责任，别人好下台，别得理不饶人”我说：“现在不是我不饶别人，而是别人不饶我。”最后，（大慨是文化大革命整人有功，由“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一步高升成了县的一把手的那位当权派下台了、死了）没结论任何错误，恢复了我的党籍。又过了两年才全额补发了四年牢狱之灾的工资。1979年邓小平主政平反冤假错案，我父亲被误判管制三年，在管了二十年之后，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人身自由。陷害我父亲的人也遭到了报应。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我看到了陷害我们的人，一个个都没有好下场，皆恶有恶报也。我一辈子正正直直做人，勤勤恳恳工作，为人民服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为民请命从不惧个人艰险。我对名利无所求，只求儿孙个个贤。现在我四世同堂，乐享天伦。大儿子少农，由一名童工、苦力，成长为大学教授，文化部评定为“影响中国100位艺术大家”，中国夏布画创始人，国家给他在上海世博会发行纪念邮票，出版画册，他和他的作品多次出国展出。 二儿子少波，三届连选连任汽车运输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他以身作则，群策群力，把一个资不抵债的企业救活了，深得职工爱戴。 小儿子少冰，在企业解体下岗后，同妻子一道，白手兴家，艰苦创业，现已初具规模。 我没有女儿，三个儿媳就是我们的三个女儿，她们对我们二老都很孝敬。长孙阳文在公司勤勤恳恳工作，已是公司中层干部。孙女羽林，勤奋好学，在马来西亚大学毕业后，又到法国攻读研究生。小孙子乙心，是学校七年级三好学生，成绩全年级六个班第八名。曾孙子一恒，已呀呀学语，叫我“祖祖”。这皆善有善报也。
岂不闻：“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减，日有所损；行善之人，如园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恶事做多了，必遭恶报；善事多做点，必有善果。
我虽坎坷，也很成功，因为我的后人比我强。我知足了，知足就能
长乐长寿。
平反释放恢复公职后，县委领导也曾叫我到省里参加过一些复兴文化的会议，鼓励我重新提起笔来写点东西，可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五十多年了，我没再提笔写作；我的亲人们也担心我提笔写作。我现已八十高龄，已非“如日中天”，既使长命百岁，也只剩下五分之一时间，再不一吐为快就没有时间了。现在我可以放心写我的回忆录《坎坷人生》了（这是务实，却反映了百年世纪沧桑的变化）；我还要写《感悟人生》（这是务虚，感悟人生的哲理）；在此基础上，我还要写一部文艺作品《世纪人生》（塑造世纪沧桑的人们），完成我的《人生三部曲》，把我经历的、感悟的和世纪沧桑的人生告诉世人，为社会尽我最后的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