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正文

祖父王宇敷，字有恩,号公彦,是清朝光绪年间的生员（即秀才），他崇尚新学，博古通今，在家乡创办新学、编写报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普及文化教育，在地方上声望甚高，接交了不少新派名士：他与钟光甫、罗世堃意气相投，效仿桃园结义，结成金兰之交，后来，都成了儿女亲家；钟光甫与王铭章是同盟会的老同志，推翻满清后，又是军官学堂的老同学，投身军旅后，又是一个部队的老同僚。祖父任德阳县知事多年，德阳又是钟光甫与王铭章的防地。故此四人是最交好的：
 
钟光甫，字丙離，乃祖父金兰之交，后结为亲家，即我的外祖父——家公。外祖父的父亲经营铁匠铺生意，是铁匠公会会长。对子女克尽诗书礼教。一次，他在屋里将几个孩子腰上横绑上扁担，进行驱打，孩子们乱作一团，唯有外祖父側身就跑出门去了，其余的人都蹦不出门。老外祖说：“老大这孩子以后有发变。” 外祖父读书很用功，练就一手好书法，是有名的书法家，我家原挂着他手书的一堂屏。
外祖父青年时期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投身于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宗旨的革命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前期，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他参与了吴玉章、龙鸣剑等人组织的保路同志军，准备武装起义。保路运动声势浩大，引起满清王朝极大不安和恐惧。9月2日，清庭电旨四川总督赵尔丰，严令他弹压四川民众。9月4日赵尔丰致电内阁：“川人惟有兵力剿杀，请朝庭维持。”9月5日上午，川汉铁路公司召开特别鼓动大会，铅印传单《川人自保商榷书》在会场上散发，猛烈抨击清政府卖国，号召四川人民团结起来自保，提出四川独立的主张。赵尔丰趁机带军队包围了会场，逮捕了保路同志会会长蒲殿俊和副会长罗纶，对到会民众血腥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 “成都血案” 。
 外祖父与龙鸣剑、王天杰等人迅速将 “成都血案” 的消息，写在一片片小木板上，涂以桐油，投入府南河中，传遍各地，称之为“水电报”，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
 “水电报”发出后，他们立即返回荣县，会同吴玉章等人，带领保路同志军一千多人，举行武装起义，攻佔了荣县衙门，驱逐了清朝设置官吏，打开牢门，释放了被捕革命党人，强行接管了“三费局”（捕费、解费、棚费征收部门）。 9月25日， 在荣县县衙门召集全县各界大会，宣布荣县独立，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脱离满清王朝的政权——荣县军政府，下设民政、军政、财政、邮政四部。荣县独立比武昌起义还早半个月，故誉荣县独立“首义先天下”。
之后，外祖父与龙鸣剑、王天杰等人随即带领保路同志军浩浩荡荡杀向成都杀赵尔丰。所到之处，青壮年纷纷参加同志军，队伍迅速扩大达两万之众，有力支援了各州县的革命斗争。各地保路同志军闻讯而动，威远、内江先后成立了军政府；南溪、自贡、泸州纷纷宣布独立。各地保路运动由此进入了全面的武装斗争状态。     
革命烈火越烧越旺，震撼了清王朝，迫使清庭就近调鄂军入川清剿。端方带领入川的鄂军，准备围剿荣县军政府，清军前锋曾抵达荣县程家场，外祖父与王天杰率兵拒敌，各路同志军迅速增援，清军败走自流井，后退入成都。由于鄂军入川清剿，形成武昌清兵空虚，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举成功，推翻了满清王朝。
推翻满清后，外祖父进入保定军官学校，后与王铭章一道转入四川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投身军旅，由于他作战勇敢，善于治军，民国十四年，在二十九军田颂尧部任少将旅长。外祖父生性慈善，爱兵如子，所驻防地，广施仁政，济困扶贫，乐善好施，军助民而不扰民，捕俘匪盗，多耐心劝导，对贫而盗者且资助就业，故在他驻防的地区，匪盗不挠，百姓安居乐业，称外祖父“锺菩萨”。
时值军阀混战时期，连年战乱，民不聊生。交战的一方军阀是：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及川康边防总指挥。军部驻成都，其防区为西康全境及上下川南，川东的永川、江津，川北的遂宁、顺庆，川西的温江、华阳等县，共有七十余县，总兵力约十二万人）；交战的另一方军阀是：外祖父所在部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其防地为川北二十余县，设行营于成都，总兵力约六万人）；与田颂尧结成联盟的军阀是：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兼任四川军务善后督办，军部驻重庆，防区为重庆、万县、奉节及下川东各县，共有二十余县，全部兵力约十万人，兵力虽少于刘文辉，但贵在精良，兵种齐全，拥有海陆空各大兵种，为其他各军所望尘莫及。）这三家军阀在四川各家诸侯实力排名前三：刘文辉人多地盘大，自然名排第一；第二位当然是刘湘；田颂尧虽然战斗力较强，毕尽只有六万人，只能排第三；其余军阀按实力排名：第四是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兵力约四万人；第五是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兵力约两万人；第六是第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兵力约万余人；第七是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兵力约一万人；第八是新编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兵力约一万人。从上可见，刘文辉已与其他诸侯拉开了差距。由于他在防区税收上占有巨大优势，而且这个优势在各路诸侯明争暗斗中还在不断扩大；其他各军则处于扩充便要挨饿，停滞更要挨打的两难境地。
本来，对立的双方是刘文辉和刘湘叔侄俩。在下川东之战中，刘文辉趁刘湘与杨森交战，趁火打劫夺去了刘湘驻防的资中、内江、隆昌、荣昌、永川等防地；刘湘却在此后击败杨森，夺取了全部下川东地盘。从此刘湘便掌握了川江航道的控制权，牢牢扼住了这条四川诸侯外购军火物资的大动脉。刘文辉虽然有钱，刘湘却可以让这位堂叔买不到一颗子弹，而他自己则大买飞机、军舰、洋枪、洋炮，扩充军备。这可把刘文辉气惨啰。为了缓和叔侄关系，刘文辉亲自跑到重庆和堂侄儿谈判，大打亲情牌，但最终却无功而返。于是，刘文辉以牙还牙，大挖刘湘的墙脚——刘湘手下的范绍增、蓝文彬都收到刘文辉送来的巨款，范傻儿得了四十万元，立刻报告刘湘，刘湘便让他拿着这笔钱去上海玩耍。而蓝文彬拿钱之后一声不吭，立被刘湘解决。同时，刘文辉手下的张志和、陈鸣谦等师旅长，也收到了刘湘送来的巨款：张志和款额不详，陈鸣谦据说前后收了刘湘三十余万元。于是二刘关系日趋紧张：刘文辉向各界抱怨，他向国外购买的军用器材、工业用品等在渝万航道中被扣（照例是刘湘不出面，由驻万县的王陵基出手）；而刘湘也到处对亲戚朋友诉苦，称小六叔（即刘文辉）对他使用巫蛊之术，害得他大病一场，五叔刘文彩甚至还派人赴渝谋刺他……。
在保定系（指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军人）内部军阀之间也有矛盾：和刘文辉比起来，田颂尧、邓锡侯两位老学长都只能算是穷光蛋：此时田颂尧仅有川北二十余个贫瘠县，邓锡侯虽号称占有川中二三十个县，但其部下均各自为政，截留税款收入，所以邓的军部也不富裕。于是刘文辉便凭借着经济上的强势，大撒金钱收买人心——邓锡侯手下好几支部队都在刘文辉手里领过津贴；田颂尧也同样屡屡中招。1929年冬，田颂尧整顿内部，扣押了教导师师长王惠安，王的妻弟帅国桢惧祸，将一团部队拖到二十四军驻地，投靠了刘文辉，刘文辉立委帅国桢为该军第十三旅旅长。田颂尧闻此大怒，要刘文辉拿话来说，但刘文辉置之不理。接下来又发生了“寇团事件”：田军团长寇澄清，系1931年从李家钰部投过来的，但到田军后，未按常例晋升旅长，因此心怀不满。刘文辉遂加以播弄，寇团仅投入田军数月，便在训练中趁隙把队伍从田军防区腹地中江拖走，又投靠了刘文辉，刘文辉亦如前例，升他为二十四军宪兵司令并大发奖金。
以老实木讷著称，绰号“冬瓜”的田颂尧终于忍无可忍了。刘湘利用刘文辉与田颂尧、邓锡侯两部的矛盾，三方使节往来不绝，田颂尧迅即与刘湘结成反刘文辉联盟，议定双方各自从东、北两路进攻刘文辉。田颂尧立即召回正在上海养病的副军长孙震（田最得力的主战派，）准备和欺人太甚的刘文辉火拼；唯恐保定系不乱的刘湘，也特派参谋长张斯可，坐镇成都，催促田、刘开战——保定系大内讧不开始，刘湘绝不敢轻举妄动；号称“水晶猴子”的邓锡侯，也因自己部队屡屡被刘文辉策反分化，而同情田，明里宣布中立调停，暗地里却授意其所属的江防军黄隐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反刘文辉的行列。
1932年10月前后，田颂尧调集本部三十余团的兵力，向德阳、新都、成都等地集结，准备向刘文辉动武。刘文辉对田军威胁反应相当强硬，迅速完成了兵力集结，并且不顾刘湘在东线的进逼，急调驻防江津的张志和、驻防顺庆的陈光藻两师，放弃防地兼程西上成都，硬摆出一付宁可便宜刘湘，也要集中兵力先打垮田军的姿态。
两军在成都城内各街区遍筑工事，居民一日数惊，战事一触即发。田军与邓锡侯的江防军在成都西郊土桥紧急会议，决定成立联军，以田军副帅孙震为西路联军总指挥，两军在双流、新津道上首先展开攻势，以切断刘军后方联络线，然后再聚歼其城内部队，并以驻防灌县的江防军龚渭清旅进攻崇庆、温江作为策应。成都城内田颂尧投入了他的铁军，即抗战中死守藤县的王铭章师，王铭章又把夺取、控制城中心制高点——皇城后面煤山的重任交给外祖父钟光甫所帅的旅。
我有幸在1957年与外祖父同寝生活了七八天，他与三舅一家六口生活一起，儿孙满堂，到也热闹，只是租的住房太挤，两间正房儿孙挤着住，过道上现隔了两三米长一间小屋，只有四五平方米，放了一张只有两尺宽的单人床，和一个放东西的凳子。家公见了我非常高兴，在空道上又放了一张行军床，爷孙俩挤着睡。想起幼年在家公的红墙巷公馆耍时之豪华，再看眼前处境之寒酸，止不住背过身偷偷落泪。家公腿脚酸软，行走困难，一天早起，不见家公，生怕出事，找到街上，原来他在街沿边理发挑子那里理发。他很简省，连理发店都不敢进。他在文史馆工作，国家给他的工资很高，但是，他要帮助儿子抚养孙子，把钱都贴进去了。我和家公住在一起，他显得特别兴奋，常常摆谈到深夜。家公与我讲述了许多当年军阀混战的往事，他指挥成都巷战、争夺煤山的事讲得很清楚。他带兵作战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所以很得军心。家公就是在那次煤山争夺战带兵衝杀时受的伤。后来我在网上映证了家公讲述的那些往事：
    1932年11月中下旬，田、刘两军，全面开战。
　  首先与刘军打响的，是布置在西线的黄隐江防军各部。江防军刁文俊、刘应龙两旅在箕头桥与刘军傅渊希、刘元塘两旅接触，未及展开即被击溃。计划出击崇庆、温江的龚渭清旅虽一度占领崇庆，但势成孤军，也随即退回。江防军各部纷纷退往郫县、彭县，田军各部也退守新都和成都北门的簸箕街、迎息楼一带。刘军乘胜绕道成都城北，夺取了凤凰山、天回镇等北线要点，完全切断了成都周边田军与其川北根据地间的交通联系。
　　至此，刘军的企图已相当明显——聚歼田军于成都城内。
　　在此同时，城内两军也开始交火。双方自城内新东门至老西门一线，全线展开争夺战，争夺的焦点，是皇城后面的煤山。
　 　成都城地处平原，本无山丘，这座煤山乃是由历年煤渣堆积而成，高仅两三丈。虽然山势不高，但煤山所处的位置却极其重要：如果它为田军占据，则刘文辉设在将军衙门的军部和他在陕西街的公馆即在田军迫击炮射程之内；如果刘军占据此山，他们也同样可把炮弹打到田军设在山西会馆的军部（其实，田颂尧此时已把军部迁到了文殊院）和他在东二巷的公馆。因此，双方军队都急欲占领此山，以至于在如此弹丸之地，竟各集中了三、四个团以上的兵力，反复冲杀达四、五昼夜之久，周边民房全成瓦砾——所以战后成都市民极其恼火，大家自行动手，将这座惹祸的小山拆平了事。
　　据史料记载；此战，田军“自旅长钟光甫以下，伤亡达一千一百多人，双方合计伤亡当在两千以上。”战至最后，双方均无法控制这一要点，遂由邓锡侯出面调停，二十八军部队以中立身份进驻煤山将两军隔开，这场战斗才算了结。
　　煤山之战，田军还勉强和刘军打了个平手，但在其他战场上，实力处于下风的田军就没这么好的手气了。
战后，家公对时局渐生厌恶，负伤后遂辞官返乡，潜心佛学，把所有地产都卖了，全部捐给文殊院用于慈善事业，成天与和尚谈经论道，本有几处公馆、货栈，也被他唯一的儿子——我三舅逐一卖尽，（三舅与舅娘新婚燕尔，每出去耍一个地方就卖一处公馆、耍一个地方就卖一处公馆，将所有房产全部卖尽，连住房也没留下，）至解放时已一贫如洗，因家公德高望重，民众口碑极好，且博古通今，长于书法文史，受聘任成都市文史馆参事。
1957年秋天，我告别家公，从成都回到简阳，根据家公的病情，做了中药配制的炒面粉，托人与家公送去。仅相隔几天，家公已经病逝，由文史馆治丧追悼，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家公一生，荣极一时，也是“三穷三富不到老”。
 
罗世堃，既与祖父义结金兰，后又成了王、钟两家的双重亲家。祖父
的三女王仲韩（我三嬢）嫁给罗世堃长子罗伯亁；罗世堃的次子罗述亁，娶了家公的长女钟玉清（我姨妈，婚后从夫姓更名罗淑坤）；罗世堃的三子罗季亁，于祖父在德阳任县知事（即县长）时，把罗季亁同我父亲王晋韩一起拜托给好友王铭章，在他师部任参谋，后来，父亲弃官返乡，罗季亁一直追随王铭章，作了他的团长。抗战初期随王铭章帅川军徒步出川，奔赴抗日杀敌前线，阻击日寇。1938年初，在滕县保卫战中，奋勇抗击装备精良的日寇，死守滕县达三昼夜。日寇狂轰滥炸，把县城变成了一片焦土。在城防轰开缺口，敌军涌入之际，罗季亁率领余部与日寇逐街展开巷战、反复争夺据点，打退日寇多次冲锋，直到弹尽粮绝，与日寇拼刺刀，在肉搏中壮烈牺牲。滕县保卫战为台儿庄大战赢得了时间，奠定了台儿庄大战胜利的基础。
罗世堃的堂弟罗世文，同我伯父王述韩同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早期党员，与自贡市肖、方二烈士属同一基层组织成员, 他们宣传革命，带领青年反迷信、办新学, 在高硐寺搬开菩萨创办了炭商小学。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国共分裂后, 形势紧张, 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 一次在双牌坊召开的地下党秘密会议，被叛徒泄秘，遭到国民党围捕, 肖、方为掩护同志突围被捕, 其余党员越墙逃脱。伯父潜往武汉, 以任教武汉大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后闻肖、方牺牲, 其牺牲之日即伯父之子王天行出生之时, 为愐怀战友，将子取名“血生”, 即血里出生之意。后，伯父积劳成疾, 吐血身亡，时年仅三十六岁。罗世文继续坚持党的工作，后任中共四川省地下党省委书记，1939年被捕，1946年牺牲于重庆中美合作所。
 
王铭章，乃祖父莫逆之交。1911年参加保路同志军的反清斗争。推翻满清后，1912年进入保定军官学校，后同外祖父钟光甫转入四川陆军军官学校，于1914年毕业。随即投身军旅，由于他勇敢善战，由下中级军官逐渐升职，1925年，任第二十九军第四师师长。1935年，第二十九军改编为第四十一军，任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师长，授少将衔，1936年，晋升中将。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请缨抗日。9月12日，率川军徒步出川，奔赴抗日杀敌前线，阻击日寇。1938年初，在滕县保卫战中，代四十一军军长任前方总指挥，帅三千川军阻击装备精良的日寇三万之众，死守滕县三昼夜，决心与城共存亡。日寇狂轰滥炸，使县城变成了一片焦土。城防轰开缺口，敌军涌入，王铭章亲率余部与日寇展开巷战、肉搏战，在十字街口，不幸身中数弹，仍高呼“抗战到底！”壮烈牺牲。
滕县保卫战为台儿庄大战的胜利，赢得了时间，奠定了基础。他为国捐躯后，追赠为陆军上将。5月初，他的灵柩抵武汉大智门火车站时，万人空巷迎灵。中共代表吴玉章、董必武，八路军代表罗炳辉等参加迎灵公祭。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送了挽联：
 
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
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朱德、彭德怀、周恩来联名撰赠挽联
：
一旅守孤城为民族解放事业牺牲真是炎黄子孙流芳青史；
万人兴义愤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将使沦亡大地复兴中华。
 
1938年6月15日，成都八万多人到牛市口迎接亡灵，8月30日将忠骨运至新都安葬。次日在新都举行数万人公祭，数架飞机在空中散发宣传他事迹的传单。事后在成都少城公园（即今人民公园）铸造了将军骑马铜像，表达了四川人民对抗日英雄的崇敬。
 
祖父在德阳任知县多年，时值军阀混战时期, 连年战乱, 民不聊生, 有违追求共和之初衷，遂弃官返乡。 民国二十年任邓井关川盐保险公司主任。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 社会经济崩溃, 川盐保险公司倒闭, 员工谴散回家, 时祖父已年近七十, 据理申诉, 始获养老金三百元, 几经货币贬值, 已近乎废纸。祖父晚年, 家境清贫, 生活为艰, 全靠父亲行医供养全家十余人的生活。一九五四年祖父患中风病瘫痪, 父亲精心治疗, 昼夜护理, 洗屎洗尿达数月之久, 乡邻无不为之感动, 誉父为孝子, 终于治愈。一九五五年祖父中风病复发, 经多方治疗无效病故。祖父的一生也是 “三穷三富不到老”。
 
三. 慈 父 慈 母
 
父亲王晋韩，字文仲，号锡蕃，生於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零五年）乙巳岁八月十五日；母亲锺玉彬，生於光绪三十三年（公元一九零七年）丁未岁九月二十四日，比父亲小两岁。民国十四年祖父在德阳任县知事时，与驻防当地的二十九军少将旅长钟光甫，故友重逢，高兴异常，双方往来甚为亲密，谈婚论嫁间，与父母订了亲，结成儿女亲家，并将父亲安置在同僚好友王铭章师长师部任少尉参谋（王铭章乃著名川军抗日将领，在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中壮烈牺牲）。
父母结婚时，祖父和外祖父，亲自回自流井主持婚礼。听老人讲，父母的婚礼非常热闹。送亲的队伍，前面鸣锣放炮、吹打奏乐开道，妈妈坐的八人抬的花轿，后跟骑着高头大马送亲的五母舅，几十抬抬嫁奁的长队随后，浩浩荡荡排了一里多长。妈妈陪嫁的家具漆得光亮如镜，一应俱全。单说妈妈陪嫁的那张床的排场、雕刻工艺、金碧辉煌的气派即世所少见；陪嫁的補、帘、帐、被，四季衣服饰品，极其豪华艳丽，达“九補九盖”之多。沿途围观者人山人海，好个热闹，都夸妈妈的嫁奁盖过全自流井。达官显贵，亲朋好友，来贺礼的人，络绎不绝。客厅头、坝坝头，开流水席，来了一批又一批。……..
小时候，我和妈妈回乡“躲警报”（那几年日寇飞机对自流井狂轰滥炸极其频繁，“躲警报”、“跑警报”乃生存所必须）,我同妈妈睡的就是妈妈陪嫁的那张床；母亲病逝后，我独自在乡下读书，睡的也是这张床；我结婚后，和爱人回家探亲还睡过这张床。这张床对我太富感情了，它给我留下了多少早年美好的梦……。
妈妈的这张床，床外有围台，台柱上坐青狮白象，连接如意扶手，围板浮雕吉祥图案；床面镂空雕刻各种花卉水果，配以福禄吉祥雕象，婉如一道牌坊；床前有踏板，踏板两端是两把雕花太师椅，椅子坐板打开是两个银柜儿；床下面有暗柜；床上三方有雕花黑漆围板，上画硕果累累金葡萄；围板上放雕工精细的箱几。仅床上贴的金就有好多两，显出金碧辉煌的气派。听说，这张床，外祖父请了成都最有名的师傅打造，精工细作达两月之久，日常招待甚优，完工后，仅谢师钱就两百大洋（即银圆，两百大洋可买九千斤大米）。床上挂淡蓝色湖绉蚊帐，床檐挂珠红软缎绣花珠帘，美极了。   
我见过妈妈陪嫁的有些衣服上的绣花故意不绣完，说是留待嫁娘过门后自己绣，这是当地很好的古老风俗习惯。
   父母婚后，返回德阳，父亲继续在王铭章师长师部任职。时值军阀混战时期，父母厌恶连年战乱，民不聊生，遂弃官回自流井创业。时遇瘟疫流行，死了不少人，还经常看见死的乞丐用装盐的簚包子裹起抬着从街上过。父母生性慈善，见状甚为凄楚，决定以济世救人为己任，开药舖，施药济贫。
妈妈精明能干，善于操持家务，虽然娘家很有钱，但她从不伸手向娘家要，以自己的积蓄，再邀亲友请了一个两百个大洋的会，添足本钱，在她和父亲的操持下，在自贡市创建了健康药号。初在石塔上，后迁到灯杆坝。药号有两间门面宽，“健康药号”招牌，金底黑字很气派，柜台、货架一色黑漆透亮，装药的器具都很精美考究，药材整理得非常清洁好看，是当时自流井最大的中药号。药号礼聘名医主持医务，当时在药号的何老师、陈老师，都是自贡市的大名旺中医师，他们都是应父母的再三诚恳邀请而来的。父母对他们很有礼貌，像学生对老师一样恭敬，在生活上、待遇上都很优厚，老师对医务也很尽心，病家幕名而来，生意渐渐兴旺；父母亦得师事名医而渐悉医道。药号以济世救人为经营宗旨。当时，瘟疫流行，死者很多，妈妈日夜亲熬大锅防治瘟疫药汤，设缸盛药于药号门前，免费施药，防病治病。妈妈告诉大家：“这个药是我们药号的老师处的方，有病治病，无病防病，大家可以放心服用。”求药的人，服后都很灵验。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求药求医者越来越多，老师也高兴，病家也高兴，药号也日益兴旺。对贫苦病家，送医送药，父母从不吝惜，直到家境破落，父亲行医为生，仍延续了母亲之仁慈遗风。是以深受百姓爱戴，名声远播，生意日渐兴旺，后又在郭家坳增设了分号。郭家坳的药铺，父亲提拔他收的大徒弟廖德荣当掌柜，赚的钱提两成给他，作为他的报酬，当地人称“干二成”，（即掌柜不出本钱，只提利润）。灯杆坝的药号，父亲交给他的二徒弟师云成经管。
说起师云成还有一段故事：师云成小时候落难，父母挑煤下力为生，好艰难供他读了几年书，遇瘟疫流行，父母双双染病亡故，自己也染上了瘟疫，衣食无着，无家可归，流浪街头，还长了一身“干疮子”（即：疥疮），气息奄奄躺在街巷，围观的人都说：“这个娃儿怕话不成。”父亲见他甚是可怜，也不嫌脏怕病，亲自把他扶回药号，给他服药治病，洗换一身，终于挽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还给他治好了“干疮子”。父亲见他人还精灵，又读过几年书，就把他留在药号做学徒。他很勤快，很早就起来把店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接待客人很有礼貌，妈妈故意把金钱乱放考他，他都不要，检了立即归还主人，也从不拿柜上的钱，父母对他很放心。父亲亲自教他认药、算账、做生意、炮制药材，他很聪明，一学就会，碾药、切药、配药、熬膏药、筛药丸，渐渐精通。父母见他很成才，非常高兴，就把灯杆坝的生意交给他去经管。又撮合付奶母（妈妈生了六妹没奶请来带六妹的），将她的女儿付大姐嫁与师云成，给他们安了家，夫妻恩恩爱爱；付奶母有了女婿，终身有靠，一家人非常和睦，对父母感恩不已。
妈妈生了我们六个儿子，一个女儿，（三哥极聪明，三岁时出麻疹死了，五弟生后几天，即抽风夭折）。妈妈要抚养儿女，要照顾生意，还很用心学习医理。听姨妈说，灯杆坝的药号刚开始，请了何老师坐堂，她就拜师学医了，父亲是在三哥死后，伤了心，才立志学医的，因为三哥是出麻疹因误诊死的，所以父亲最长于治疗麻疹，挽救了很多婴幼儿的生命。   
妈妈很会管孩子，从不打骂我们，我们也听妈妈的话；大哥（子燊）在我们弟兄中威信最高，妈妈就叫他管弟弟；二哥（子南）最聪明也最调皮，但他也怕大哥，我记得有次二哥犯了错，大哥在楼板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圈，叫他跪在圈里自己就走了，过了许久，妈妈上楼看见，问：“二娃，你在哪里跪起做什么？”二哥说：“是大哥叫我跪在这里的，”妈妈说：“总是你调皮嘛，”二哥认了错，妈妈就把他牵起来了。我们也都服大哥。小时候，经常是二哥带着我玩，不管玩什么他都比我行，我真佩服他。印象最深的是，有次过年，爷和妈妈都给了我们很多压岁钱，二哥带我去摸糖罗汉，（那时零钱用镍币，有拾分、廿（20）分和半圆的，也用铜元和皇帝时期留下来的外圆孔方的铜小钱，一个小钱是一文，一千文用绳穿着是一吊（贯），民国时期铸了拾文、廿文、壹佰文的青铜钱来代替小钱，）大慨摸一次5分（文）钱。卖糖人装了一小袋白果，白果上面写有头彩、贰彩、叁彩……没写彩的白果最多，摸到头彩得大佛罗汉，二彩得二彿，三彩得三佛，越后面罗汉越小，没彩的白果就只有一个小糖；摸到彩也可以换摸白果，大佛可换摸十次，越小换摸次数越少。二哥一连摸了三次都没有彩，问卖糖人：“你袋子里有没有头彩哟？” 卖糖人说：“你不信，我倒出来你看”，将袋里的白果倒在掌盘里，二哥检查了一遍，果然有一个头彩，两个二彩，越小的彩个数越多。接着再摸，就能摸着彩了，摸着又换，换了又摸，不一会儿赢了一掌盘大大小小的糖罗汉。我们高兴地拿回家里摆了一平柜，妈妈见了问二哥：“那来这么多糖罗汉？”二哥高兴地说：“我摸白果赢到的，我把他一掌盘糖罗汉都赢了。”妈妈说；“人家做点小生意，还要养活一家人，你把本钱都给人家收了，人家一家人怎么过，快拿去还给人家，二娃乖，快拿去还。”我们很不情愿的又把糖罗汉拿去还他。远远的看见一大推孩子，围着卖糖罗汉的争着摸，掌盘里又摆满了糖罗汉。那人还在向孩子们讲：“刚才有个小兄弟，赢了我一掌盘糖罗汉……”我们挤到里面，二哥对他说：“我妈妈骂我亏了你，我把糖罗汉还你，你把钱还给我。”那人说：“***妈是善人有善心，我是亏了，我願赌服输，你看，大家都来照顾我，小兄弟，你给我带生意来啰，我感谢你，感谢***妈，快把糖罗汉拿回去。”小朋友见我们赢了那么多糖罗汉，都围着看。那人反催起来了：“小兄弟，快把糖罗汉拿回去，替我谢谢***妈，快走啰，快走啰，我要做生意。”我们只好又拿回家，告诉妈妈：“卖糖罗汉的不收，说我给他带来了生意，还感谢我，现在他生意好得很。妈妈，他说你是善人，感谢你。”时隔七十多年了，至今记忆犹新。
妈妈生孩子太多，亏损太大，前面几个孩子都是她亲手抚养大的，只有带六妹、七弟，妈妈身体虚弱了，奶水也少，实在无力抚养，才请了付奶母来带他们。既使体衰多病，妈妈还坚持管生意，实在太累了，终因耗尽心血，积劳成疾，于1943年农历十月初十辰时病逝，时年仅三十六岁。丢下五个儿女，大哥十四岁，七弟才一岁，状甚凄凉。父亲心痛已极，没了主张，既无力持家管好子女，又无心经营生意。放任自流，听之任之。幸得二嬢（父亲的亲姐）来把这个家统起来，生意上由师云成顶住，就这样拖了两年，许多亲友都劝父亲续弦再娶，他都婉言谢绝了。五舅妈华霖辉怕父亲娶了后娘孩子受虐待，才把自己的十妹华郁辉嫁给父亲，亲上加亲。他们成婚是在1945年春天，父亲已三十九岁，继母仅二十四岁，因耳聋才待在闺中。婚后两人感情很融洽，和和睦睦，从没有见他们红过脸吵过架。继母还常常和我们几个孩子聚在一起，给我们讲故事。她有很多故事，我们都喜欢听。
妈妈死后仅三年，家就全败了。灯杆坝药号的房屋，房主要卖，叫父亲买，父亲因妈妈死后意志消沉，没及时答复，后来，房主就把它卖给别人了，父亲又与房主打官司要买，结果败诉。被迫只得迁生意还房。这时姨父黄志民来找父亲，说贡井有店面，把药号迁到贡井与父亲合伙做，父亲作经理管业务，他作付经理管财务，父亲碍于情面就答应了。生意才做了一年多，姨父说亏损了，盘点结算，给了父亲两百大洋，就把生意顶给他了。郭家坳的生意，他的徒弟廖德荣也来说，生意做不起走了，还欠了一屁股帐，父亲心烦意乱，告诉他，生意我不要了，你自己去把欠的帐还了，等于把生意白给了他徒弟。结果，这两家药号，直到解放他们都还在做。后来，父亲从中得到了教训，告戒后人：“我们王家的人，心慈面软，不适合与别人伙到做生意。”
父亲把顶生意得来的两百大洋，存入钱庄，又遭钱庄倒闭而血本无归，至此家境破落，幸父悉医道，志在济世，遂以行医为业。当时，内战爆发，物价猛涨，生计危艰，家本人多，且姊妹子侄盈门，经常两桌人开饭，全靠父亲行医供养，除了给祖父做点好吃的，其余的人只能以瓜菜、玉米糊糊度日。父亲对祖父极尽孝道，对姊妹子侄很重亲情，虽生活清苦却从无怨言，反以得天论之乐而自娱。
父视医为济世救人的崇高事业，常以“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自励，潜心医学，精益求精，渐达手到病除之境界，感戴者日众，求诊者盈门，并应聘为三家工厂的特邀医师，得遂“愿为良医”之初衷。
1958年秋天，六妹从成都来平泉看我，约我回家，这时我已“上山下乡”，正患肺结核，自1949年参军离家快十年了，忙于工作，还没回家看望过老父亲，现在下放劳动，没人管，也没具体任务，我请了三个月病假回家治病。
我同六妹回到家里，天已快黑了。我们见到老父亲，六妹叫我别出声，她问爷：“爷，你看那个回来了？”爷久久凝神看着我，又摇摇头，转身拿了桌上的煤油灯照着我，看了又看：“你是二哥啊？”我说：“我是四哥儿.。”父亲笑了：“哎呀！你出去才好大点儿啊，快十年啰你都没回来过。”父亲已不认识我了，也难怪，离家时我还是刚满十五岁的孩子，现在已是作父亲的人了。爷高兴得大声喊妈：“郁辉，郁辉！你快来看啰，四哥儿都回来啰！”妈闻声跑来看我：“哎呀！是四哥儿啦？变啰，变啰！都是当父亲的人啰。”我说：“爷，妈，昨天六妹来接我，说走就走，啥也没给你们买，这支安哥拉兔子是我自己养的，篮子是我自己编的。”妈说：“四哥儿的手好巧啊，编得这么好。”又说：“你们大慨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们做。”说着就到厨房做饭去了。
回家治病期间，有机会向父亲学医，父亦希望我继承他的医学，课之甚勤，且系统、简要，俗话说“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很快我就入门了。我好哲学，深得其辨症施治之要领。我将所学加以归纳整理，把要点记入学习笔记：《中医内科诊断学随笔》，（我后来为亲人治愈多列癌症和其他凝难重症，全缘父所赐。五十多年后，偶翻阅当年父教医理的笔记，深感珍贵，前两年我将父教医理整理成书，名曰：《王晋韩中医内科诊断学》，印发亲人，反应很好，现将此书附录于后，以发扬父亲的医理和医德。）
父亲治病一生，临床经验非常丰富，有一次，我见一个出麻疹快死的小孩，家里人哭哭啼啼请父亲去救命，他们以为孩子快死了，已穿好衣服停在门板上，满脸乌黑，周身冰冷，眼睛都定了。父亲诊断后很快处了两张药方，叫人跑快点去买药来煎，同时，用白糖开水加了几滴大曲酒，叫人用筷子把孩子的牙齿撬开慢慢灌下去，随后，又喂了几调羹煎好的第一付药，告诉病家：服了这个药如果脸色转红了就还有救。果然，不一会儿，孩子的脸就渐渐转红了，定了的眼珠也转动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病家激动得又哭又笑，要给父亲磕头，父亲赶忙把他们扶着别拜，告诉他们：“把第一付药倒了，不能再用。煎第二付药，一天喂三次。注意，别着凉。过两天我再来看。” 病家一再感谢，临走送了好远。我问父亲，麻疹忌讳用热药，你为什么第一付药用热药呢？父亲告诉我：“这个孩子是误用苦寒之药使麻子收了的，非热性发药不能将麻子发出来，发出来了就不能再用了，再用只宜清凉解表。现在是数九寒天，不注意御寒麻子就会收，那还能用苦寒之药去封闭它。”“麻疹要发出来、发透了才好，收了是要死人的。白糖开水加了几滴大曲酒，是发麻疹最快最简单的单方。”冬天出麻疹很危险，这冬出麻疹的孩子又特别多，父亲也特别忙，有时深更半夜还不能休息。这冬患流行感冒的病人也特别多，父亲一天要看一两百病号，从早到晚都没空。今冬天气特别冷，我想带他上街给他买双毛皮鞋都很难有空，好容易抽出时间，我带他到大安给他试好一双，他很喜欢，价钱也不贵，十二元，我把钱给了，爷一把从服务员手里把钱抢过来，不要我给，自己把钱给了，我说：“爷，你就让我尽点孝心嘛。”爷说：“我一天看百十个病人也要当你半个月的工资，你们就领那么点薪水，还要盘家养口不容易。”他把新鞋穿在脚上，把旧鞋装在盒子里提走，逢人便说：“这是老四给我买的。”这是父亲在顾我的脸。
正当父亲沉浸在天伦乐的情怀中，突然，祸从天降，1958年父亲被奸人诬陷，蒙冤判处管制三年。此案因与侄媳结怨而起，她是居委会主任，与派出所一干部私通，她家与我家相邻，来去都要走我家门前过，有时深更半夜还听见他们嘻闹。父亲思想守旧，说是丢了王家的人，见了她也没好脸色。他们嫌父亲碍事，就滥用职权叫父亲搬家，父不搬。于是，编造了三条罪状，上报法院以所谓“漏网反革命”罪，判处管制三年。罪状之一是：“漏网历史反革命”，在国民党反动军队师部作过参谋；二是；“制造崇美恐美谣言”，说今年雨水多是美国在太平洋搞核试验；三是：“思想反动”，叫他搬家，他说搬到台湾去。以上均是似是而非的“欲加之罪”，不值一驳：其一发生在1925年前后，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何来“反革命”之说，何况师长王铭章还是响当当的抗日英雄，毛泽东、朱德都肯定了的；其二，父亲关心时事，爱看报，一次，见报上报导：美国在太平洋搞核试验，他说：难怪今年雨水这么多。这是“制造崇美恐美谣言”吗？其三，搬台湾之说，更是纯属捏造陷害。我在法定申诉期内，替父亲写了申诉书，上交法院。为此，我也被受株连，所受迫害比父更甚。
父亲被这一管就管了二十年，至到一九七八年邓小平主政后，平反冤假错案，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自由。
这二十年，父亲被剥夺了一切自由，连我们回家父亲也要到派出所去申报登记。父亲行医的职业也被剥夺了，不准到店行医，更不准出诊行医，连病家找到家里来求医，上面知道了也要挨批斗，切断了父亲生活的经济来源，坐吃山空，只有在外面工作的大哥、二哥和我寄点钱回家，（当时我们的工资也很低，各自还得养家，能力有限）也难解困，九弟、十一弟在困难时期先后亡故，父母的脚幹也肿了（这是当时国人营养缺乏最普遍的病），爱人春兰在区里管治肿病，她知道后，想方设法，给家里寄了十多斤“糠麸丸”（一种用米糠、麦麸、黄糖、消肿中药和油脂混合制成的消肿药，我在药中又加了很多炒熟的黄豆粉、芝麻面），父亲说：“这个药真好吃，就靠这个药救了一家人的命。”
父亲老来落难。在困难时期，有一次，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父亲和八弟抬了柜子到两里地外的马冲口去卖，到中午也没卖脱，肚子又饿，还得抬回去，此时，正好他早年的徒弟师云成在工会下了班从这里路过，父亲是个很要强的人，处此困境，见了徒弟，很不好意思，问起由来，才知道父亲蒙冤落难，师云成二话没说就叫人把柜子抬到店里去，带了父亲和八弟到馆子吃了一顿饭，临走又给了一些钱给父亲，父亲见钱直说：“一个柜子値不到那么多钱。”
师云成夫妇得知父亲蒙冤受难后，不顾当时政治压力威胁，经常到碾子山来看望父亲，解难济困，吃穿用住样样都想到，父亲蒙冤二十年，他们就照看了父亲二十年，父亲穿的鞋子、家里吃的豆瓣酱，都是付大姐年年做好从二十里外背着送来，给了父亲多少安慰，真比自己的儿女还亲。
1962年，我收到电报：“父患霍乱病危速归”。我立即赶回家，见父亲气息奄奄躺在床上，人都变形了。见我回来，他流露出一丝苦笑，我坐到他床前，握着他的手，询问他的病情，他说话很费力，又说又比，叫我与他记处方。他说一样我记一样，记好我给他看，他点了点头，就叫八弟到高洞把药买回来煎给他服了，当晚就止住了吐泄。父亲的病情渐有好转，能吃点浠饭，还能下床扶着在室内走动走动，就是胃口老打不开。一天清早，我到高洞想给父亲买点开胃的饮食，可街上冷冷清清，那时候，农村很困难，卖菜的人很少，等了好久，才远远看见一个小孩，提了一串刮了皮的青蛙来卖，我立刻迎到街外买了回家，做给父亲吃。父亲高兴极了，吃后胃口果然打开了，吃饭也香了，身体渐渐得以康复。我想，父亲囚禁家里，无所事事，心中苦闷，得想法让父亲作点开心的轻体力劳动，养兔子也许能愉心健体，天刚蒙蒙亮，我就赶往二十里外的大山铺，买了八只良种小兔，还买了把镰刀打兔草。那时没有公共交通车輛，徒步往返四十多里，回家已过了中午，家人不知我到哪里去了，正在着急，突然见我买了那么多毛绒绒的小兔回来，都高兴极了。我告诉父亲：“这是‘青紫兰’良种兔，一只能长八九斤，以后你就在家养养兔，既高兴，还能活动活动筋骨，又能改善改善生活。打兔草就叫弟弟们去打，危险的地方别去。”我恳求父亲：“别给人看病了，看了还要挨批斗，何苦嘛？“。父亲很无奈地说；“医者父母心，哪有见死不救的哟？”停了停，又说：“上头的干部有病都来找我看，还说是政治任务，不许有半点差错，就是不准我给别人看病，好霸道啊！”看来，禁止他行医，好像给他心上插了一把刀，苦极啦！
1965年春节，我带着爱人春兰和两个孩子（老大少农，老二少波）回家过年，在简阳上火车遇上二哥（子南）二嫂（李英才）从沈阳赶回家过年，不约而同，喜出望外，一路回到家里，爷和妈（我们称呼父亲叫爷，称呼母亲叫妈妈，称呼继母叫妈）高兴极了，刚落脚七弟（子旺）也回家过年来了，爷和妈激动得直说：“你们像约了的样，回来得这么整齐。”他们都激动得落泪了。妈忙上忙下忙着做晚饭，虽然多是素菜，却作出了好多好看又好吃的花样，真像过年！爷高兴得杀了一只他养的大鸡公，打了两只兔子，连夜亲自下厨为我们办席。第二天是除夕团年的好日子，六嬢（爷的亲妹妹）闻讯也赶来了。这个年过得真热闹，真开心，下午我们还一齐到上石坝照了张“全家福”。
父亲近来心情好多了，妈的身体也还好。八弟（子禄）才十八岁，就早已打工养家了。十弟（子铨）十二岁，在上中学，放了学就打兔草。他们把一张旧架子床改来做了兔笼，兔子也繁殖多了，八九斤的大兔子就有七八只，还有许多小兔和半大兔。父亲拿了好多兔皮给我，说你拿去把它硝了可做一件皮衣。
好景不长，1966年，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啦！我被打成“牛鬼蛇神”，关了三年“牛棚”，后又强加以“右倾翻案”的罪名，定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整整在监狱关了四年，才得以平反释放。这期间我已与家里断绝了一切联系。十弟才十四岁，‘知青’下乡仁寿就是八年，他曾同我的长子少农到监狱来看过我，在刑警监督下只能说好不说坏，不敢深谈家里的情况。后来才知道，这几年家里的遭遇很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被管制得更严了，养的兔子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还经常抓去批斗游街，家被抄了好几次，把家里保存的清朝光绪皇帝的圣旨，祖上为官的顶戴花翎、朝靴朝服，古董器皿，连妈妈陪嫁的餐具、茶具，妈妈陪嫁舍不得用的衣物饰品，只要是好一点的东西，统统都被抄走了。可惜爷爷亲笔撰写的一书柜线装书，外祖父亲笔书写的一堂屏，还有爷的医药书籍，都被当成“四旧”抄走了。抄不走的雕花家具、雕花床也成了“四旧”被打烂。屋里屋外地下被挖了好几遍，连父亲那么困难都舍不得用也不敢用的几十个银圆，和他的私章金戒指，藏在老鼠洞里都被挖走了。
1974年12月我平反释放回家在家疗养，眼看快过年了，春兰在他们公司买了好几斤爷喜爱的最好的叶子烟，又买了许多猪肉、猪板油和自己做好的香肠，满满装了一背兜，叫少农与爷爷背回去，爷爷见孙子都长这么大了，背了那么多过年货回来，我又平反释放恢复了公职，他高兴极了，杀了一只鸡，做黄闷鸡给少农吃。
1977年，父亲已七十二岁高龄，还莫名其妙的被抓去关了好几个月，又莫名其妙的训了他一顿把他放了，说你回家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人放出来了，可人都枯廋变形了。
这年冬天，父亲到派出所列行回报回来，路过堰塘边，有小孩在喊：“救命啦！有人掉到堰塘里啦！”原来是几个孩子在堰塘边玩，有个不慎落水，父亲不顾自己年老体弱，连衣跳下堰塘，泅入水中才把孩子救起来，父亲一身水淋淋的就立即给孩子倒水抢救。孩子家人和邻里闻讯赶来，对父亲感谢不已，又在邻近烧热水，让父亲洗澡，换了一身干衣服，这才千恩万谢地把父亲送回家。
1978年邓小平主政后，平反冤假错案，父亲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自由。我怕政局反复父亲再遭孽待，最好把父亲接出来，不过政局再反复那就要担风险。我想：大哥、七弟都是大学毕业有知识、有前途的人，不能让他们担风险；二哥太远，沈阳气候又太冷，爷受不了；看来只有我最适合，监狱都关了那么多年，还怕叫花子贬成討口子吗？立即回自贡接爷至简阳俸养。
回到家里父母喜出望外，分别十四年啦！爷战战兢兢的拉着我的手，流着眼泪，有些泣不成声；“这些年苦了你啰！为了我的事这么多年你一直都伸不起皮（腰），还连累你坐了那么多年班房（监狱）……”（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爷流眼泪）我强忍着没让眼泪流出来：“爷，不说这些，你是冤案嘛，我给你翻案没错。现在都好了。”“嗯，都好了，都好了。”妈在一旁也直流泪。我说：“都别哭，应该笑嘛！爷，明天就跟我到简阳去，我怕政局反复，你又要挨整，七十多岁的人了，还经得起几次折腾啰。”爷有些无奈：“我到你那里去又会连累你。”我风趣的说：“什么连累不连累，不怕，我‘反革命’也当了，监狱也坐了，叫花子还怕贬成討口子么？”爷也笑了。我见爷太消廋了，两眼深陷，面容憔悴，走路东歪西倒、战战兢兢，衣衫破烂，胡子巴叉活像监狱放出来的人，我笑爷；你把胡子刮下嘛。又给妈说：“给爷换身好点的衣服，带两件换洗衣服就行了，到简阳再置，明天我们就走”他们听了，很有些舍不得：“明天就要走啊？”我果断地说；“要走，必须走。这些年时局反反复复，变幻无常，再来一个反复，爷，你还吃得消吗？”爷说：“是啊，去年还莫名其妙的把我抓去关了好几个月，后来又莫名其妙的把我放了。走吧，明天就走。”
行期定下来了，给爷换了一身没補巴的干净衣服，把胡子也刮了，看到也年轻些了，精神些了。在清理带的衣服时，爷要把他的烂皮衫子带去，妈说：“这么烂了，东一块西一块的，怎么穿嘛。”我理解爷的心情，我小时候几次见爷与人夸自己的黑羊羔皮衫，不过也太烂了。我说；“让他带去吧，我给爷補。”连皮渣子也裹好带了走。
晚饭后，爷带我到764厂区去看电视，那时，电视还顶稀罕，坝子里站满了人，围着看一台14吋黑白电视机，爷站在人群后面垫起脚看得很上劲，我看了一阵，太远了，看也看不清，听也听不明，不知道演些什么，我见爷看得那么起劲，不好扫他的兴。等了好一阵，我见爷站得实在太累了，脚垫起又落下、落下又垫起，我叫爷：“我们走吧”，爷说：“再看一会儿嘛”。我想：我既使关‘牛棚’、关监狱，有时也能看上电影，爷这一‘管’就是二十年，断绝了一切娱乐生活，难怪他对电视会这样醉心。回到家里我一直很难过，我记住：一定要满足爷看电视的愿望。
爷来到简阳后，一改二十年来受人管制丧失自由的人下人境地，成了自由人，处处受人尊敬，单位的领导都来看望他，都称呼他“老太爷”，爷真高兴，笑得嘴都合不拢。每天晚饭后，我们就扶着爷到春兰厂里去看电视，每次去，他们厂的人就早早地在食堂电视机前给我们安好几张藤椅，说是给庄主任的老太爷安的。有几次春兰的弟弟春元买了戏票来，请爷和我们去看川戏，他看了出来说：“几十年都没看过戏啦，演得太好啰 ，这是真人演的嘛！” 机械厂第一个买了20吋彩色电视，放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是《牛郎织女》，卖五分钱一张的票，早早地就托人买了几张票，扶着父亲去看，看后他高兴极了，他说：“五彩电视真好看，演得活灵活现的。” 
有一天，听说建华商店到了几台飞跃牌12吋黑白电视机（那时电视没公开卖，要买得开后门）我立即去找商店经理，一见面是熟人，拉阵关系，他答应给我一台，给我写了张条子，明天到仓库开票提货，一问价格要420元钱。这真把人难住了，爷那么爱看电视，现在指标也拿到了，我全部积蓄只有两百多元，那时我和春兰的月薪都只有43.5元，我兼出纳管有钱，但一辈子我从没拉用过公款，也从不向别人借钱。回家把难处一讲，春兰立刻给了我一百元；少波当兵回来还带了点钱，他给了我八十元；少农打工一个月只有十多元工资，全部给妈妈補贴生活，每月只给他两元零花钱；少冰才七岁，把他过年存下来的十多元钱都全部拿出来了。终于把买电视机的钱攒够了。第二天就把电视机买回来了，从此爷就可以在家里坐得舒舒服服地看电视了。
很快要入冬了，得给爷准备些过冬衣服，家里的钱买电视就花得差不多了，好得春兰挤了点钱买了斤多毛线，一针一针地给爷织了件毛衣，爷穿上很合身，打的元宝针很厚实，爷高兴极了，还把春兰给他织毛衣的事写信告诉了妈。后又陆续给爷置了两套涤卡衣服和羊毛绒裤，可以换洗得开了。就是爷带来的烂皮衫子要翻新太难了。虽说‘皮烂一根线’，要一小块小块的缝合裁剪成形真难，我又买布比照我的军大衣尺寸自裁自缝，做了十多天晚上才做好，还上了一匹海胡绒衣领，爷穿上刚合身，里里面面看了又看，高兴极了：“嗳呀！跟新衣服一样的嘛！连烂皮子的痕迹都找不到啰，亏你熬了这么多夜，比裁缝还做得好。”我也高兴，总算了了爷的心愿。
爷吃了那么多年的苦，身体太差了，我们经常炖鸡、炖猪脚、炖羊肉给他吃。我在自家房檐下做了一个两层的鸡笼，养了二十多只鸡，母鸡都生蛋了，放在爷床下坛罐里的鸡蛋，经常装得满满的，我们上班走得早，爷早上自己做饭吃，他喜欢生姜炒鸡蛋煮挂面，说既营养又能散寒止咳。爷早年喜欢吃油茶，小时候我在邓井关见爷爷做过，我就照着做，托人在我过去工作的江南供销社，买了一大麻袋猪骨头，猪骨头才八分钱一斤，既好吃又補丐还能熬很多骨油，又买了些羊油熬化，把面粉黄豆粉炒熟，混合羊油骨油用碗装好，冷后取出就成了油茶坯，吃时切入水中煮开即成，熬时加些生姜、盐，吃时放些芫须（香菜），泡入锅魁、散子一起吃。爷吃了好高兴啰，他说：“几十年都没吃过啰，比灯杆坝卖的好吃多了。”以后，我就买些锅魁、散子、油条放在家里，他自己熬油茶做早餐。
爷的身体渐渐长好了，红光满面的。有时我们一起到公园去玩耍、用爷早年寄给我的老照相机照了许多照片；有时他牵了小孙子少冰一起上街、上火车站去玩；他一个人在家喜欢看书，有一次，他拿着书到院坝忘了带钥匙，风把房门吹来关起了，他就站在坝子里看，好心的邻居看见了，给他端来一张藤椅：“老太爷，请坐。”爷笑哈哈地谢谢：“忘了带钥匙，风把房门吹来关起啰。”爷有时还爱和小孙子下象棋，有时故意输给孙子取乐，有时是少冰悄悄动了爷爷的棋子把爷爷赢了，拍着掌笑：“我把爷爷赢啦！我把爷爷赢啦！”祖孙俩玩得真开心。两个未成亲的孙媳妇常来家里玩，爷爷见了好高兴啰，他对我和春兰说；“你们这两个未过门的媳妇都好，都面带福相，能成家立业。”有次看了电视《女驸马》又谈起孙子成亲的事，春兰说：“他们说，一年不能接两个。”爷说：“啥子一年不能接两个哟，刚才演的《女驸马》，人家一天还接两个呢。”爷的思想比我们还开通。
过年，七弟（后改名志丹）和爱人（张慕容）带了一双儿女（旭东、嫣）来看爷，一大家人聚在一起真热闹，爷高兴极了。慕容很能干，给我们拿了一付磨子来，她给我们推吊浆糯米粉，吊干后晒在房上，晚上忘了收，过年做成汤圆煮好都变成红汤圆了，大家吃得哈哈大笑，爷笑着说：“这是好兆头，吃红汤圆有喜，要走红运。”还推豆浆，做石膏豆花给我们吃，爷直夸她能干。爷很会做菜，过年，七弟要爷做鱼，爷做的鱼还真好吃。
爷有一个周游全国的计划，他告诉我们：他准备到每个孩子家里耍一年，先在简阳我这里耍一年，然后就到成都七弟那里耍一年，明年到太原大哥那里耍一年，后年到沈阳二哥那里耍一年，路过北京还可以看看北京，大后年就到湖北京山六妹那里耍一年，你三公在京山当过县令呢，转来我还是在你这里。我说：过两年我们公司的新楼房就要修起了，可以把妈接来一起住，爷很高兴。
初夏，七弟来接爷到他那里去，并告诉爷国家要派他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英国留学，过几个月就要先到广州中美英语培训中心去学习。他宽慰爷：“等我从英国回来，我给你带彩色电视回来看。”自此，他老人家一直念念不忘，常对人说：“我老七从英国回来要给我买七彩电视。”
我与七弟商量，先让爷在成都亲戚处住一段时间，了了他思念成都的心愿，我们可以随时陪他到处去玩。（这是他多年的心愿，1958年我回家他就给我讲过，成都怎么好，他很思念那里，妈妈死后他去过一次，三十多年啦再没去过成都，怎不思念那里和那里的亲人啰）
一大早我们到了成都动物园，爷就像小孩子一样，看见什么都新奇得很，看一个地方就要看好久，我说：“爷，走了嘛”，他说：“再看一会儿嘛”。
又看了一阵，我拉着爷：“成都动物园大得很，这样看一天都看不完。”他才恋恋不舍地跟着我们走了。动物园的动物很多他都没有见过，很新奇，看了又看。中午我们到昭觉寺吃素斋，都是素食却做成荤菜的模样，还做得很像。饭后，我们参观了金碧辉煌的寺庙和供奉的菩萨。
回到火车北站已经快下午五点了，爷的游兴还很浓，他说：“我们到少城公园（即今人民公园）去喝碗茶。”我们乘车到人民公园，人家已经在收堂了，到公园各处走了走，爷问：“这就是少城公园啦？”我说：“现在叫人民公园。”爷赞叹：“变啰，好大啊，保路纪念碑还在。”我们走到春熙路口，我问爷：“爷，这是哪里？”爷摇摇头：“认不出来啰。”我说：“这就是你经常唸到的春熙路嘛。”爷直赞叹：“变啰！变啰！修得好好啊！”我们在春熙路转了一圈，爷像看稀奇的样老看不够。
回到水碾河姨妈家里，他还认识姨妈，一见面就喊：“大姐”姨妈看了看：“啊呀！是王二哥啊，几十年都没有见过你啰！”九嬢和姨妈住在一起，爷不认识她啰，他悄悄问春兰：“这是那一个？”春兰告诉他：“这是九嬢。”爷感叹道：“九嬢年轻时多漂亮啦”春兰说：“你还不是老啰。” 九嬢笑嘻嘻走到爷面前：“王二哥认不到我啰，我是九妹”爷直招呼：“九嬢好，九嬢好！”一会儿，三舅也闻讯赶来了，多年不见，非常亲热，有拉不完的家常，说不完的话。姨妈忙着做晚饭，我到外面街上买了一些凉菜和酒。晚饭坐了满满一桌。饭后，三舅请爷到他那里去住，他说：“请王二哥到我家去住，我家比较宽，就在楼下不远，是底楼，不爬楼梯。王二哥难得来，住久点，给我们俊陶看看病。”我对爷说：“爷，你就住到三舅那里去吧，过几天我们再来看你。”
隔了一个星期，我和七弟约好，带爷到都江堰去玩。我们一大早到成都三舅家，接了爷乘车去都江堰。爷乘车一点不晕车，一路观赏风景，很有兴趣，到了都江堰车站，爷说：“这么快就到啦！”刚下车，七弟和慕容就迎来了，我们在街上转了转，爷想了好久要买一根藤手杖，我想旅游地区可能有卖，转来转去，终于在一家卖旅游品的商店买到了，了了爷的一桩心愿。爷好高兴啰！试了试，刚好合适。我们在一家豆花饭店吃了午饭，七弟就带着我们爬玉壘山，爷兴致勃勃地杵着手杖爬山，也不要人搀扶，自己就爬上了山顶；春兰都有些累了，爷还大气不喘地说：“就爬上山顶了嘛!”
站在山顶，极目远望，整个都江堰工程，尽收眼底。七弟详详细细地给爷讲解了都江堰的各处工程。爷看了直赞叹：“真了不起！真了不起！”
我们下山了，沿公路到了毛主席曾经观赏过的地方——二王庙观景台，现在修得很漂亮。再往下走，到了二王庙，整个庙宇依山而造，层层叠叠，气势辉宏，掩映在古木浓荫丛中。出了二王庙，必过夫妻桥，索桥摇摇晃晃，很难行走，爷却镇定如常，不慌不乱地走过去了。在离堆公园宝瓶口廊上我们坐下来，细细品味宝瓶口的奥妙，看滚滚流水向南桥奔去。爷对此行十分感叹：“真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到都江堰一游。”
慕容娘家亲戚离都江堰不远，慕容一再邀请我们去，说他家是‘万元户’，房屋很宽，（过去是‘穷光荣’，其实，老百姓并不想穷，他们说：“好吃懒做，政府照顾；勤俭苦做，没得出路。”都怕露富。1978年邓小平主政后，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各级政府大力表扬勤劳发家的万元户，把他们请到县里来开表扬大会，奖励自行车，披红挂彩游街。以消除人们怕富的顾虑。）我们见时间晚了，就乘车返回四川工学院七弟家里，他儿子旭东，当时才十二岁，已经做好晚饭等我们了。爷住在七弟家里，我们经常前去看望他。七弟到广州学习去了，爷住在哪里有些寂寞，又住在六楼，上下楼梯很不方便，我又把爷接回简阳俸养。爷见我们去接他，非常高兴，爷对春兰说：“春兰，今后我就住在你们这里，哪里都不去了。” 春兰说：“哪到好得很啰！”
一九八二年二月初二（说是龙抬头的日子），爷突患急性脑溢血, 在我怀里安祥离世，子、媳单位为之治丧甚隆。我在他的灵堂上写了一副挽联颂扬父亲的美德：
上联曰：一生救死扶伤为民造福；
下联曰：八旬辛劳无怨克己待人。
 
父得愉晚年而善终皆善有善报也。
父亲死后，我们怀着对师云成、付大姐感恩的沉痛心情，步行二十多里，到乡下去看望他们，他们闻讯哭得非常伤心，付大姐失声痛哭：“王二公啊，大善人啦！你一辈子做了那么多好事，救了那么多人，老了还被那些狼心狗肺的人整了你半辈子，你的命好苦啊！……”这是发自一个乡村老妇内心的呐喊。
父亲死后刚好一百天，继母患脑栓塞相继亡故。人们对父母离世的日子：母亲十月初十，父亲二月初二（龙抬头），继母相距刚好百天，觉得这些日子都很奥妙，他们都是好人才选得到这样的好日子。
继母这一生也很苦。她华家本是大户人家，在威远有煤矿，在自贡有井灶（井即盐井，灶即火井）在天花井、观音滩有大宅院，还有不少房地产，家中人口众多，继母这一辈就有十七姐妹，唯男丁只有三舅华本之一人。继母嫁给父亲后，没过几天好日子，家境就破落了，几十年历尽那么多艰难困苦，她始终任劳任怨，从无怨言，她与父亲真有点像古书上说的“夫唱妇随，相敬如宾”，特别是在我知道她的身世后，我对她的品德更为敬重。
那是1949年冬天，自贡市刚解放，我就考入了解放军第十军自贡文工团，元旦，我们到贡井演出，正好是在我姨妈教书的学校里，晚上演出后，我向排长请了假去看姨妈，她告诉我：“你们要对***好些，她的身世可怜得很。”原来，继母的母亲姓李，是华家的一个丫头，长得很漂亮，华家老爷就把她佔了，收为姨太，生了继母不久，害了“月家痨”（妇女产后月内被性侵犯落下的病），华家老爷就嫌弃她了。快过年了，怕她死在家里不吉利，人还没落气就叫人把她装进棺材抬了出去。有人还听见棺材里有人呻唤。继母从小就受歧视，认为她是‘小娘养的’，带她的保姆也不尽心，给她洗澡时进了水在耳朵里，才灌了耳心，落下残疾，二十几了还待在闺中嫁不出去。也许，正是她的苦出身练就了她高尚的品德和情操。几十年来跟着父亲受了那么多磨难，但她始终与父亲相依为命，坚贞不渝，和睦相亲，他们的感情是那么融洽、那么深厚，对对方是那么信任、体贴、又能相互包容和谅解，从没见他们红过脸、斗过嘴。这确实太难得了，确实令人敬爱。
 
四. 我 的 童 年
 
我的童年是甜蜜的，又是苦涩的。
从小我就生长在爱的海洋里。幼小时我长得顶可爱，皮肤又白又嫩，“嫩咚咚”成了我的爱称，长辈们都这么叫我。我听话，爱笑，从不哭闹，妈妈走人户总爱带着我。听爷说，我一岁多的时候，害过一场大病，眼睛都定了，爷和妈妈衣不解带的守了我三天三夜，看见我眼睛转动了，他们都高兴得又哭又笑，可见父母对我爱之深，亦恩之深。刚两岁，妈妈就用方块纸的看图识字教我认字了。我很好学，不贪玩，特别喜爱书画，三岁就爱上水墨画了，常常一个人坐在店里一画就是小半天。小时还有一个僻好：爱问，看书也好，听大人讲故事也好，老爱问个为什么，有时还真问得答不出来，就笑我：“打破沙锅问到底，问你家婆有几个女？”一笑了之。
我记得三岁的时候，家公派轿车来接妈妈和我到成都去耍，在自流井上车时，我好高兴啰，走了没多远，就晕车了，司机只好将就我，一路停停走走，中午才到内江，停车休息吃午饭，又喂了我一粒药，临到上车妈妈怎么哄我都不上，直闹：“我不坐汽车，要坐黄包车！”妈妈硬把我抱上车，哄了一阵我就稀里糊涂睡着了，（内江这个地方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后来我到内江都还记得，它叫民乐旅馆，当时街边是餐馆。我晕车的毛病直到我退休才治好）等我醒来，已到了成都家公的红墙巷公馆门前，我在车上就听见家公高兴地在叫：“嫩咚咚来啦！”妈妈把我牵到家公面前，叫“家公”，又给家公叩了头，家公高兴地把我牵起来：“嫩咚咚真乖！”
家公的公馆，大门很气派，门口有一株很大的核桃树，公馆里，窗子上的玻璃红红绿绿的，很好看。家公常牵着我在花园里转耍，他说他舌能舔鼻，还舔给我看。他见我口很大，问我：“你口能含拳吗?”我把拳头含在口里，家公高兴极了，他说：“口能含拳，舌能舔鼻，双耳垂肩，双手过膝的，都是异人、福相。”他又看我的手指姆：“啊呀，十个锣，十锣全，中状元。”家公把这告诉了妈妈：“嫩咚咚是个有福之人，今后一定有发变”妈妈乐啦：“好！男儿口大吃四方！”
我们家乡的风俗习惯，小孩子四岁四个月零四天就要发蒙。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阴历二月初七是我发蒙的日子。这天一早，妈妈帮我穿带整齐，早饭还吃了个蛋，我背上妈妈给我做的小书包，里面装了两本我最爱看的书，妈妈牵着我高高兴兴地到公园口培德幼稚园上学。幼稚园的孩子真多，什么都觉得新鲜。其实，这时我已经认得好几百字了，喜欢看儿童书籍，认不得的字就问妈妈和别人。我的记性好，问过就能记得，九九表也可以全背了，还会做简单的算术。这年夏天，妈妈带我到石塔上照相馆给我照了一张四吋照片，那时照相是很贵的，底片是玻璃的，至今我还保存着，它汇聚了父母对我的爱，我的童年一开始就沉浸在这爱的海洋里，很甜蜜，很幸福。
 
可是，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抵抗日寇侵略。1938年8月20日中午日寇飞机就侵入自贡上空了。这次警报比往常来得快些，刚响过‘预情警报’钟声（敌机入川），不一会儿，就敲‘空袭警报’钟（敌机邻近自贡）了，满街都是“跑警报”的人群，惊慌地争先恐后地奔跑，拖儿带女，大呼小叫，人挤人，人闯人，我们一家人都被挤散了，爷抱着我，二哥紧跟在后面，跑进了豆芽湾防空洞，也不知妈妈和大哥他们跑到那里去了。刚进防空洞就敲‘紧急警报’钟（敌机临空）了，我听见飞机轰轰轰在头顶上怪叫，声音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有人悄悄议论：“好像飞走了，”话音刚落，轰轰轰的声音又越来越大，叫了好一阵也没听见炸弹响。有人胆大，到防空洞口张望，原来是飞机在天空盘旋撒传单。下午，‘解除警报’的钟声响了，我们回到家里，一会儿，妈妈、大哥和师云成一路回来了，原来，他们随人流挤到北苑去了，那里有很大一个防空洞。大家虚惊了一场，妈妈直报怨：“我再不跑警报了，把人都累死啰！”过后好长时间，多是‘预情警报’，‘空袭警报’都很少，妈妈真的不跑警报了，不过，只要一放警报，妈妈就叫师云成到幼稚园把我接回家；‘预情警报’照列是只作准备，‘空袭警报’就要跑了。有时，晚上也有警报，哥哥们就带着我到巷子口去数山顶碉堡上挂的红灯笼：兩个是‘预情警报’；三个是‘空袭警报’；四个是‘紧急警报’；一个白灯笼是‘解除警报’，（白天的钟声数也和晚上的灯数一样）就这样一山传一山，传好远，我们在乡下时也能看见。
那时的防空，组织得很好，各地都在修防空洞。自贡的山洞、岩洞本来就多，大多都因地制宜地进行了扩修。大的防空洞都是政府组织人赶修，要求要隐蔽，要能防轰炸、防扫射、防燃烧，后来，重庆防空洞口被炸封堵，闭死上千人，各大防空洞又赶忙增打通道，方便进出集散。通气差的，还开了天窗通气。大的防空洞可容上千人。那时，只要能藏身避难的地方，全都利用起来了，连街上石头修的岗亭下面也修成了防空洞，方便来不及疏散的人藏身。
那时宣传教育很普及。市里有民众教育馆，组织各地民众教育，伯妈（我们叫大妈）就在民众教育馆工作，民众教育馆就在公园里；各保有保国民学校，各家各户、各个商店都要定时派人去学习，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和防空常识，教唱抗日救国歌曲。学校更是这样，不仅要教抗日救国的道理和防空常识、教唱抗日救国歌曲，还要进行军事训练，每个中小学都有专职童军教官，三年级以上每个学生都是童子军，穿戴配置很整齐，统一的童军服、童军帽、童军绳、童军棍、中国童子军胸章，唱中国童子军军歌（我很怀念那时的爱国热情，在网上终于找到了这只歌：中国童子军，童子军，童子军，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年纪虽小志气真，献此心、献此力、献此身为人民，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都是我们心中的准纯……进行曲的调子，出操的步伐，真精神。）童子军还要到市里参加检阅。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到街头宣传抗日救国，到野外演习防空、营救、追纵、野餐、旅行等等。
 
短暂的“平静”过去了，紧接着从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开始，至到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这三年，日本鬼子反反复复的对自贡狂轰烂炸，自贡成了日寇的“盐遮断大轰炸”战略的最重要目标，整条街整条街的连绵五六里被炸光、烧光，到处是炸毁的房屋，到处是爆炸的弹坑，尸横满街，惨不忍睹。据史料不完全统计：自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１０日起到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９日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日寇就竟然出动了７次１７批４８３架次飞机，对自贡盐场和市区的狂轰滥炸，投下炸弹１５４４枚（其中燃烧弹４６５枚），炸死３６５人、炸伤７７３人，炸毁房屋１１０１间、炸塌房屋３５４间、烧毁房屋１３３０间。造成数千人无家可归。有关机构只得在东岳庙、川主庙成立收容站以接纳难民，并于袜子石、双牌坊两地设立施粥厂以救济受难同胞。死难的同胞太多了，尸骸残藉，遍体伤痕，残肢断臂，血肉模糊，棺材铺的棺木都不敷用，各地又拿了很多木板赶制棺木装殓，还用了许多坛坛罐罐收殓残肢，才使被日本鬼子血腥屠杀的同胞能够入土为安。
1939年夏天妈妈生了六妹不久，就带着妹妹和我，回碾子山乡下老家“躲警报”。老家的汝清五姐在高洞炭商小学教书，妈妈就托她带我到炭商小学读书，去时，老师考我一年级的书，我都会，老师说：带他到二年级插班吧。五姐就把我带到二下班读四册。领到书我很高兴，总想知道书上都有些什么，边翻边看，不认识的字就问妈妈，才几天就把书看完了。我觉得读书很有趣，很新鲜。这时我还未满五周岁。
10月10日是“双十节”(民国国庆)，这天，学校全校集合，庆祝“双十节”，举行升旗仪式之后，向革命先烈默哀，读总理遗嘱，校长、先生和学生代表都讲了话，各班还演唱了好多抗日救亡歌曲，散会就放学，下午放假。我和同路的同学，高高兴兴地走到离家还有半里远的水井湾，就听见天上响起轰轰轰轰的声音，我们都往天上看，有人喊：“飞机来啦！”有的人闻声就跑，有个高年级的同学叫我们：“不要跑，快些躲起来。”她带着我们七八个人躲进了路边一个岩洞。岩洞很矮小，洞外有一笼茅草，拨开茅草，就看见有二三十架 “乌棒飞机”（那时对日本飞机的贬称）一群群排着队向自流井方向飞去，不一会儿就响起了阵阵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响了好一阵子才静下来，我们正要回家，飞机轰轰轰轰的声音又响起来了，这次的响声很大，好像就在头顶上响，我们赶紧又钻进岩洞里。我看见一群群飞机，也有二三十架，飞得很低，还发出阵阵刺耳的啸叫，向我家河沟对面张家坝盐厂衝去，。这时我们山上的高射炮哐啷哐啷的向敌机密集地开炮了，敌机慌乱地向张家坝、高洞乱丢一阵炸弹就被我们的高射炮赶跑了；有一颗炸弹就落在我家山下河沟里，沾起很高的水柱，响声震耳。敌机赶跑了，我们跑回家，妈妈一抱把我抱住：“你跑到哪里去啰！刚才飞机丢炸弹炸了好久，吓死人啦！我见你这么久都没回来，把妈妈都吓倒啰，听嘛，妈妈的心都还在咚咚咚咚的跳。”我告诉妈妈：“我们放学才走到水井湾就看见飞机来啰，有个姐姐把我们几个带到路边岩洞里躲起来了”。我把看见飞机丢炸弹的情景津津有味地告诉妈妈，妈妈说：“你胆子真大，还敢去看飞机丢炸弹。”我说：“不怕，我们有高射炮。“
下午，我们碾子山王家的一伙娃娃，跑到后山高射炮阵地去玩，都夸兵大哥：你们好得行啰！（四川方言，很能干的意思）把日本鬼子的飞机都打跑了。炮兵们也乐了，逗着我们玩。炮兵就住在我家花厅楼上，同我们混得很熟。有个炮兵见我很小，在地下玩炮弹，就叫我：“小娃儿，你抱得起炮弹吗？”我看，这炮弹有一尺多长，试了试，好重啊，抱不起，它是圆的，我推着它在地上直跑。我说：“我抱不动，可我推得动。”他们翘起大姆指夸奖我：好得行！我更起劲地直推，挵得满头大汗一身泥，有个大姐姐才喊：“你们别逗了，都累出汗啰，一身整的好脏嘛！”她把我牵起来，拍掉身上的泥土，把我带回家告诉了妈妈。妈妈说：“傻儿，人家逗你的，你还当真啰。”倒水给我洗了澡，换了一身干净衣服。
据史料记载：这次，敌机侵入自贡，分两批轮番轰炸盐场厂房和闹市区，炸弹主要投向伍家坝、张家沱、下牌坊、双牌坊、上桥、高硐、张家坝、雨台山、袜子石、大皇桶、缪沟井、海潮寺等地。蜀光中学也遭日寇飞机轰炸，学校建筑、桌椅、橱柜等均严重受损。此次空袭共投弹１１３枚，造成２７人死亡、８５人受伤，炸毁房屋１７５间。
 
学校放假了，妈妈带了我和妹妹回灯杆坝药铺过年。爷知道妈妈身体不好，妹妹又是唯一的女儿，托人从内江给妹妹请了一个奶母，我们都叫她付奶母。妹妹有了奶母带，妈妈就轻松多了，除了照管我们弟兄，她还要经营生意，有亲戚来她还陪着打打麻将，爷为了使妈妈高兴，给她买了一付很漂亮的红色玻胶麻将；当时是最时髦的，也是最贵的。
大哥和二哥都在昌平小学读书，这次“双十节”敌机轰炸，在他们学校附近也丢了好多炸弹，之后，学校就搬到乡下高峰寺去了，学校离家有二三十里路，大哥就带了二哥到那里住校，每星期才回来一次，生活起居，全靠大哥照料。上半年妈妈领我去发蒙的培德幼稚园门外也丢了炸弹，炸了好大一个弹坑，妈妈说：“幸好我带四哥儿回碾子山去了。”从此，幼稚园就停办了。
过了大年不久，我就到离家不远的豆芽湾小学读五册；这时我已满过五周岁了。刚读了两个星期的书，周末大扫除后，我见天上下过雨，大路上满是稀泥，等了一阵家里没人来接我，我见小路有草，走的人少，不很烂，就慢慢从小路回家，走到一座坟前是一个斜坡，我怕滑，掌着墓碑，刚开步，一滑一旋就跌倒了，痛木了再也起不来。后来，有个学校的工友从这里路过，才把我背回家。爷摸到我脚的‘连二骭’(膝下主骨)：“是软的，脚骭跌断了！”他叫师云成：“快，把四少背到石塔上郭铭方诊所去”（郭铭方是自流井最有名的中医骨科专家）。爷和我们到了诊所，他们把我放在‘春凳’(一种有一尺宽两三米长的条凳)上，医师给我按摸接斗也没感觉痛，我一直在逗笼子里的鸟玩，他说：“脚骭断了的骨头我都接斗还原了。”然后，用树皮做夹板给我包扎好，笑着说：“我没见过么乖的娃儿”他问我：“怕不怕？”我摇摇头说：“不怕”。
他们把我背回家，往床上一躺就是几个月，这段时间虽未遭敌机轰炸，警报也响得很频繁，因为我不能走动，一家人都不敢去‘跑警报’，好得很少有‘空袭警报’。我能下地走动了，爷和妈妈商量，叫我们还是回碾子山去躲一躲。妈妈就带了妹妹、我和付奶母，一起回碾子山乡下‘躲警报’，临走，爷一再对我说：“你脚骭有伤，不要到处乱跑。”还告诉付奶母把我看紧点。我脚骭跌断后，爷用了很多名贵中药给我治，如粹蛇、海马之类，顶贵的，爷说：“只要不留后遗症，再贵也要用”。果然，我的脚没留下任何后遗症，现在是哪只脚受伤也分不清了。深深感谢父母的恩情。
 
回碾子山还不到一个月，日寇就发动了对自贡的第二次轰炸，仅隔一月又发动了第三次轰炸，一次比一次更疯狂、更残酷。据史料记载：
1940年7月5日，日寇飞机分两批共８０架次第二次空袭自贡，进行了长达半小时的轰炸，共投弹９７枚，炸死８９人、炸伤１４１人，炸毁房屋９１间。上半年我读书的豆芽湾小学，被日寇飞机全部炸毁，学校被迫迁往自流井财神庙，尚未开校又于８月１２日再遭轰炸，复又迁往他处。
1940年8月12日，日寇飞机分三批共８１架次轮翻对自贡进行轰炸，从中午一点一直炸到下午四点，在自流井、郭家坳、二道桥及伍家坝等地投弹近２９７枚，炸死９４人、炸伤２８３人，炸毁房屋２８２间，是日军空袭自贡历史上致人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国民党市党部、仁济医院、天主教堂等人口密集区均遭轰炸。仅豆芽湾被炸毁的井灶即达六处，还有大同、金一、恩流、善成、达生、盐垣、等井灶均被敌机炸毁；火井沱堰内外被炸毁的运盐船达十四只；井德井三口火圈被日寇飞机投下的炸弹击中，厂场前后左右都是炸弹，将车房、灶房、柜房以及厂场内所有物件全部炸毁。
这段时间，我们住在碾子山到还平静，我想，大慨是上次我们的高射炮把日本鬼子的飞机打怕了，他们才不敢来，只敢往自流井丢炸弹。每听见炸弹的爆炸声，妈妈的心都揪紧了，老是担心爷他们的安全，听说有人从自流井回来就去打听，都说自流井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得很惨，死了很多人，炸伤的人把医院都挤满了。回来的人把他们看到的、听到的都一一告诉我们。问到灯杆坝的情况，都说灯杆坝没炸，妈妈这才放心了些。
过了两三个月，妈妈就带了我们回灯杆坝。一天早上起床，妈妈给我穿了身新衣服，裤子是用揹带吊在肩上的，很是时髦，妈妈告诉我：“你今天满六岁啰，”早饭时又给了我一个煮好的鸡蛋，（这是给小孩子的生日礼物）。上午，我和妹妹、二哥与邻居的孩子们一块儿玩，谈到这回豆芽湾炸得很惨，两次都炸到它。我要二哥带我到豆芽湾去看，妹妹蹍路也要跟着我们去，我们哄她：“我们要走多远，你走不得。”把她送回家，我们就跑了。到了豆芽湾，看见我读书的学校，墙也炸倒了，屋也炸塌了，到处是弹坑，遍地是断木碎瓦，我们班的教室也炸得稀烂。山湾上好几处天车林立的盐场，全被炸塌了。
 
过年，妈妈带了妹妹和我到绿水湾八家公那里去拜年。八家公修了很大一个院子，八字粉墙双合大门进去是门厅，两边是带厅的门房，三合土大路经过前花园直通正面楼房，楼房很大，说是‘走马转过楼’，两边和后面都是花园，后花园两边有一排平房，右边是厨房和佣人住房，左边是厕所和杂物间，右边坡上又是一个小院，叫凉厅，座落在树荫花卉丛中，很雅静。
八家公家里来了很多客人，家公和他的小女、女婿（我叫九嬢、周姨爹，）儿媳（舅妈），舅妈的女儿（爱娜姐），回自贡，都住在这里，八家公家的人本来就多：老家公、老家婆，家公、家婆，还有几个舅舅、嬢嬢、姨爹，我们这一来就更热闹了。我最小，见了长辈就直是磕头拜年，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们给了我很多过年钱。周姨爹（周鉴镒）是初次见面，给了我二十元关金劵，（折合400元法币，当时法币最大面值才100元）。周姨爹是个大军官，穿了一身军官服，很威武（周鉴镒后任内江宪兵司令，少将。他和傅继珍都是家公的门生，解放后，周被判刑，后特赦，傅亦少将，前几年病故，时任内江民革主席，政协主席。认识傅继珍有一段有趣的插曲：我九嬢病故前，曾给她的好友傅继珍写过一封信，托我转交内江政协的傅继珍，我的长子王少农在内江工作，我叫他带去。傅看了信，问起由来，知道少农是我家公的外曾孙，又是内江书画界名人——文化部评的：影响中国的100位艺术大家。傅高兴极了，他告诉少农：“我和周鉴镒都是你外曾祖的学生，你外曾祖是孙中山同盟会会员，你又这么年轻、有名望，我们民革这下有接班人啰！”要少农接他的班任内江民革主席，少农告诉他已参加共产党。傅继珍非常惋惜，后来他组织了个‘中山书画社’请少农作了秘书长。）
家公很喜欢我，牵着我的手到花园里到处转耍，还给我讲辛亥革命、讲荣县独立、讲杀赵尔丰的故事，后来，爷给我讲杀赵尔丰的故事，我说：家公都给我讲过啰，赵尔丰杀了很多老百姓，四川人都恨他，叫他赵屠户，都要杀他。
 
过了年后，妈妈带我到观音滩耍了好几个月。这次，姨妈（妈妈的亲大姐）费了好大的劲来劝妈妈：你在这里太勞累了，身体又不大好，到我们乡下去休养休养，那里亲戚多，空气好，又不跑警报……，说了好久才把妈妈说动，去了观音滩。观音滩属威远管，离碾子山只有十里路，往来很方便。这里地处乡下，日本鬼子的飞机从没有去骚扰过，用不着躲警报。
姨妈和三嬢是一家人，都是罗爷爷的儿媳：三嬢王仲韩的丈夫罗姑爷，叫罗伯亁，是罗爷爷的长子，他在国民党自贡市党部工作；姨妈钟玉清的丈夫罗姨爹，叫罗述亁，是罗爷爷的次子，说是在游击队当司令，打日本鬼子；罗爷爷还有个三儿子叫罗季亁，是王铭章手下的团长，出川打日本鬼子去了，他有个儿子，我叫三哥（大表哥、二表哥是三嬢的儿子）他比我大，经常带着我耍。我们住在罗家湾，舅妈住在灯盘山华家大院，离我们只有半里路，往来很方便，舅妈的女儿，我叫爱娜姐，只比我大三岁，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她会唱很多抗日救亡歌曲，我跟着唱也学会了好多。常在一起玩的还有一个姐姐，只比我大一两岁，我们耍得很好，她爸爸叫罗世文，说是共产党，抓来关起了，她跟奶奶过，奶孙二人日子过得很苦。
在观音滩这几个月真好玩。白天三哥带我到竹林里去捉笋子虫，用高粱杆做成旋转车，将笋子虫插在高粱杆两端，笋子虫飞起来就带着高粱杆旋转。有时又到南瓜地里去捉叫咕咕，用麦杆编成笼子，将叫咕咕关在笼子里，采南瓜花来喂养，听它的叫声，真好听。晚上去抓萤火虫，装在玻璃瓶子里，顶好看。用蜘蛛网粘蝉子、用小虫请黄斯蚂蚂（蚂蚁）、捉蟋蟀、斗蟋蟀……在乡下，玩的花样真多。罗家门前是一沟田，水稻长得很好，青蛙呱呱直叫，傍晚，我去看表哥们钓青蛙，他们在钓杆上拴一只蚂蚱，在稻田里动一动的，青蛙来扑吃蚂蚱，就把它钓起来了。有天傍晚钓了很多青蛙，用竹笼把它关在院坝里，上面还压了石头，第二天早晨，竹笼原封未动，青蛙全跑了，说是青蛙驾土遁跑的。
乡下的风景真好看，兰兰的天空，密茂的树林，绿油油的田野，青淋淋的草地，还有那清澈透底的河流，观音滩奔泻而下的瀑布，古老的三孔石桥，香烟缭绕的寺庙，到处都是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清晨初醒的鸣鸟，发出悦耳啼鸣，竹林里的画眉，放开婉转鸣叫的歌喉竟相欢叫，配以鸡啼羊叫谱就一首美妙的乡村晨曲。白鹭排列整齐地在田间飞翔，鱼儿在清澈透明的小溪里游荡。我们躺在青青的草地上，晨昏观赏天空云彩的变幻，晚上指点浩瀚苍穹的繁星。啊！多么美丽的乡村，多么美丽的国土，怎能任日寇蹂躏践踏！
一天晚上，在院坝里乘凉，我听大人讲，罗季亁在台儿庄大战中阵亡了，王铭章也阵亡了，他带出去的三千川军都牺牲了。台儿庄大战虽然把日本鬼子打赢了，那是拿血肉拼出来的，双方伤亡都大得很。听得出，大家的心情都很沉痛。还说这个事情要把罗爷爷瞒倒，他那么大岁数怕受不了。我听了也很悲愤。
 
夏天，我们返回灯杆坝没几天，就碰上了自贡空袭史上最惨烈的连日大轰炸。这天早上，我们正在吃早饭，就响起了‘预情警报’钟声，紧接着又敲响了‘空袭警报’钟声。这么急两种警报接连敲是从没有过的，钟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连着敲得那么紧，大家一听都说：“今天没对，赶快跑！”大家丢了饭碗就跑。付奶母抱着六妹，爷牵着我，妈妈要上楼拿东西，爷直喊；“快走！啥都别拿”，大哥跑去一把拉了妈妈就走，师云成走在最后锁门。爷说：“跑关外，过桥有个大防空洞”。刚跑到巷子口，巷子太小，来的人太多，挤都挤不动，我们一家人都挤散了。爷死死拉着我的手往前跑，二哥紧跟在我们后面，其他人不知挤到那里去了。人们扶老携幼，惊呼呐喊，寻找失散亲人，挤呀，跑呀，只管往前跑。还没到关外，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紧急警报’钟声就敲响了，大家拼命往前跑，我们刚跑上釜溪桥，敌机就临空了，轰轰轰轰的响声越来越大，我往天上看，啊呀！好几十架飞机飞过来了。只顾看天，不防跌了一跤，把一只鞋跌掉了，爷一把抱起我就跑，二哥转身去给我捡鞋子，我们刚跑到防空洞，二哥也提着鞋子跑来了，还没到防空洞门口，敌机发出刺耳的啸叫俯衝下来了，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直扫射，奔跑的人有的被击中倒下了，有人在高声呐喊：“别跑！快趴下！别跑！快趴下！”没倒下的人照样在没命地奔跑，紧接着哐啷！哐啷！哐啷！哐啷！……炸弹爆炸了，响声惊人，地面都震动了，防空洞也在唦唦唦唦地掉沙子。二哥叫我快把耳朵懞着，不是要震聋。我立即把耳朵懞了起来。爆炸声没完没了的响，防空洞外的人直往洞里拥挤，我们被拥入的人流推着渐渐推入了洞的深处，里面黑糊糊的，只看得见懞胧的身影，炸弹的爆炸声好像没那么刺耳了，但炸声一直没停，好像一架架敌机在轮番轰炸。
爷在洞边找到一处隆起的干地方，我们在那里坐了下来，爷给我穿好鞋子，大约炸了一个多钟头才静下来。没隔多久，听见洞口的人大声在喊：“敌机又来啦！”话音刚落，哐啷！哐啷！哐啷！哐啷！炸弹的爆炸声又响起来了。就这样，炸炸停停，停停炸炸，一直炸到下午过后好久。洞口的人看见，正街方向的闹市区，在哐啷哐啷的爆炸声中，浓烟滚滚，烈火滔天，有人吶喊：“正街那边烧起来啰！”“是日本鬼子在丢燃烧弹！” 有的人挤到洞口去观望，有的人拉住孩子：“别出去”。看的人发出阵阵哀叹，有人破口大骂起来：“狗日的小鬼子，屁眼儿心心都黑透了”，“比强盗还强盗”“你们不得好死，要遭报应的”。洞里一阵骚动，议论纷纷，骂什么脏话的都有，连日本鬼子的祖宗三代都骂了也不解恨。
我们在防空洞躲了大半天，眼睛渐渐习惯了洞里的黑暗，爷叫我们起来，慢慢走动走动。这个洞很宽大，两边坐满了逃难的人，中间还留出了一条小小的通道，大慨是走动的人挤出来的。我们走得很慢，怕踩着两边的人。走了一阵，左边有个又深又宽大的叉洞，黑暗的深处还点着灯，爷说：“我们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卖的”，我们的肚子早都饿了，走拢一看，大失所望，原来是洞壁上的照明灯，远处还有灯，一盏、两盏、三盏……直到深处，啊呀！怕有一两里深，洞顶上一段一段透下微弱的亮光，那是用来通气的竖井。我们失望的返回来，继续往洞的深处走去，渐渐看见了另一端洞口的亮光，我们走出另一端洞口，嗳呀！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安静的世界，这是一遍绿色的田野，没有敌机的啸叫，没有炸弹的轰鸣，连洞外站的人都静静无声，他们好像还沉浸在逃亡的苦难中，太痛苦了，太疲惫了。
临近黄昏，‘解除警报’的钟声终于敲响了，爷牵着我和二哥返回洞里，随着人流走出了防空洞。举目一看，近处，到处是横躺順卧的伤亡同胞；远处，正街那边接连五六里自贡最繁华的街道，被日本鬼子的燃烧弹烧成一遍火海，熊熊烈火，烧红了半边天。
从关外、竹棚子回到灯杆坝，到处炸得七零八落，刚出巷子口，一幅触目心惊的场面映进我的眼里，就在巷子口下面街道上，被炸了一个近两丈大的弹坑，附近，血泊中躺着几具死难同胞的尸体，街檐下有一只炸飞的血淋淋的断臂，傍边，一个母亲躺在血泊里，一个‘奶咪咪’（婴儿）伏在妈妈的身上，满脸血污，嘶哑的声音哇哇直哭。多可怜的小妹妹呀！我哭了。
当时，爷见我哭了，拉着我的手：“走，我们回去，看妈妈他们回来没有。”回到家里，妈妈他们也刚到，爷一见面就嚷：“这地方不能住了，这地方不能住了！”爷对妈妈说：“明天一早你们都回碾子山去躲一躲，我和店里的伙计留下来经营生意。”我听了好高兴：“碾子山有高射炮，不怕日本鬼子的飞机。”我们走进天井里，啊呀！我们家后面的房子都炸垮了，后墙壁全没啦！后面邻居的院子炸了很大一个弹坑，房子都炸平了，到处是断木烂瓦，破烂家什。我家的楼梯间炸烂了，上楼很吃力，不过前房的楼还能住人。
晚饭后，二哥带着我到后山坡去看火烧房子。途经下灯杆坝、石塔上，一路到处是弹坑，房屋炸得七零八落。到了后山坡，站在高处往下观望，从双牌坊烧起到光大街、新街、太平街、东源街、八店街、十字口、正街和缪沟井、土地祠一部份，全烧成一遍火海，万物不存。连延六七里，都是自流井最繁华的街道啊！街两边全是穿木结构小青瓦的两三层楼房，临街都有吊脚走廊，楼台高饰，匾额争辉，雕梁画栋，五彩纷呈，配以雕花窗饰，大红灯笼，好一片古乡古色古镇景象，可惜付之一炬，这么大的火海，救无处救，灭无处灭，只有眼巴巴的看着它昼夜燃烧，化为灰烬。
据史料记载：日本鬼子在这里投下了４６５枚燃烧弹。真是罪大恶极！
晚上，我又梦见了那个血淋淋的场景，妈妈听我哭得伤心，把我摇醒，问我哭什么？我说：我又看见那个小妹妹啰，还止不住在抽泣。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家子，拖儿带女的挎着包袱像逃难似的回碾子山了。六嬢和老家的人问起情况，虽说房子被炸了，人都还平安，也是不幸中的大幸。把一切安顿好，六嬢和付奶母忙着给我们煮午饭，饭还没煮好，远处又响起了哐啷！哐啷！的爆炸声，日本鬼子又在丢炸弹了，反反复复一直炸到半下午。
据史料据不完全统计：这两天连日大轰炸，第一天（１９４１年７月２８日）日寇出动敌机99架，分4批对自贡疯狂的轮番轰炸，投弹840枚（其中，燃烧弹４６５枚）；第二天日寇出动敌机24架，分2批对自贡轮番轰炸，投弹194枚，两天共炸死市民113人，炸伤124人，烧毁、炸毁房屋1749间，有584户2034人因房屋被毁而无家可归，成为了极贫人口，无食可进，无家可归。东场的宿海井、川丰井、火坝井、冒龙井、同兴井、逢海井、正龙井、金溢井、永龙井、龙泉井、正流井等十一个井及五个盐垣被炸，损失巨大。盐场熬粥赈灾，每餐有多达600余人前来就食。除普通民众受灾外，担负救灾任务的防空指挥部所属消防大队官长死3人，伤1人，兵士死34人，伤23人，消防车被炸2部。加拿大人所办仁济医院亦被炸。
回到碾子山后，我心里总不痛快，话也少了，笑也少了，六嬢问妈妈：“四哥儿怎么啦？”妈妈说：“他在我们店子外面，看见炸死了多少的人，一个满脸血污的奶咪咪，伏在炸死的妈妈身上哭，从此老做恶梦。”六嬢说：“怕是见了那些脏东西丢了魂啰，得给他招招魂。”我一听，火了：“迷信！人家心里不高兴嘛。”晚上，六嬢和游二姐还真到大院外面去给我招了魂，她们焚着香，拖长嗓子，一个叫：“四哥儿的三魂七魄回来没有？”一个答：“回来啰！”从院子外一直叫到我睡的地方，我听了很不高兴的叫：“回来啰，回来啰，别叫了！”。 这血淋淋的场景，距今七十多年了，实在令人难忘，这是日本鬼子欠下的血债。
　
据史料记载，在对自贡实施连日大轰炸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日军再次对自贡市发动了隔日大轰炸，这也是日军对自贡实施的最后两次空袭。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７日上午１１时半左右，日机先后向郭家坳、光大街、土地坡、黄葛坡、夏洞寺等地投弹约１５０枚，烧毁房屋一百余家，造成２０人死亡、９０人受伤，炸毁井灶４处。隔日（即８月１９日）的上午１１时左右，日机２７架次分３批向自流井正街、八店街、王家塘、沙湾、兴隆巷、双塘坳等处以及贡井街进行轰炸、扫射，造成２２人死亡，５０余人受伤，农民银行和上海银行亦被炸毁。
国民政府对自贡这一后方工业重镇受到空袭予以了高度重视，加强了防空力量 ，于１９３９年底将驻防重庆的一个高炮连调防自贡，配合自贡已有的高炮营进行防守，由于该连装备较为先进，于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７日对来袭的敌机施以反击，击中敌机一架，使其受创后逃至宜昌附近坠毁，这次反击迫使日军在８月１９日的空袭后放弃了对自贡的轰炸。
 
为什么日寇会对自贡这么一个横順不过十来公里的弹丸之地，发动如此凶狠的狂轰滥炸呢？据史料记述：自1938年以来，东南沿海及长江下游相继被日寇佔领，使淮盐不能上运，造成整个华中地区食盐供给顿呈紧张态势。此时，前后方军需民食只有川盐供给。为此，国民政府于１９３９年春下令川盐增产赶运楚鄂，而川盐以自贡盐场为重要产区。因此，深负增产赶运楚鄂重任的自贡盐场，便大量起复旧井、开凿新井、增加锅口，以提高产量，并加快运输，以维持前方军需民用，同时还要增税增收以维持巨额的军费开支与财政支出。自贡盐场的生产卤井因而从增产前的５７眼增加到抗战末期的５０５眼、制盐锅口也从６３００余口增加到１９４１年的１３３００余口，盐产量在全川的比重从战前的４５％提高到抗战末期的６０％，而整个抗战期间，自贡盐场上缴的盐税占到了全川盐税的８０％以上。被称为中国盐都。
日寇对自贡的狂轰滥炸，是日寇的“盐遮断大轰炸”战略的最重要目标，妄图断绝内陆各省食盐供应，造成恐慌，迫史中国人屈服而“谋和”，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人民沦为日本人的奴隶，真是白日做梦。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激怒了美国，迫使美国参战，世界成为两大阵营，一方是：中、英、美、苏参战的‘同盟国’阵营；对立方是：德、意、日参战的‘轴心国’阵营。形成两大阵营之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日寇的野心太大，战线太长，再也无力顾及中国内陆，迫使日寇1941年秋季轰炸之后，放弃了对自贡的轰炸。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说；自贡市是‘二月兵变’的黑据点，那里搞了很多‘地下宫殿’，要组织革命群众去参观。当时，我已被打成“牛鬼蛇神”，关在“牛棚”里，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我听了觉得好笑，暗自与人议论：“打糊乱说，那都是躲日本鬼子大轰炸的防空洞，自贡多得很，到处都有，没有这么多防空洞，伤亡同胞岂止上千，上万也不了。”
      
自1940年春天我跌断脚骭后，连着两年大轰炸，整整耽误了我两年半学业。1942年秋，我进蜀光小学读完了三年级五、六册。一开校就庆祝‘同盟国’成立。中、美、英、苏结成‘同盟国’了，我们不再孤立无援了。经过战争苦难的人们可高兴啦！我们不再怕日本鬼子啦！学校登记受难同学，我家房屋被日本鬼子炸了，我也登记上了，登记上的同学，每人发了一丈多布料（似现在牛仔裤布料），说是美国罗斯福总统救济的，爷和妈妈见了很高兴，爷说：“这个布好扎实啊！”妈妈带着我到隔壁裁缝铺给我做了一套中山服，剩下的布，还做了一个书包。这期图画比赛，我得了一等奖，学校奖励了我一张奖状，一本美术书，一本图画本，还有一扎（12支）铅笔。我拿回家，爷和妈妈好高兴啰，妈妈还把奖状贴在墙上。
 
1943年秋，后山坡新办了一所市立育英小学，离家近些，我跳班考八册，考了第一名。在这个学校我读完了八册和高小一册，这年，我刚满九岁。在这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令人终身难忘：一是独山失守的悲痛；一是献金救国的爱国豪情。
 
1944年，在“豫湘桂”战役中日本侵略军企图由广西北上独山进攻贵阳和“陪都”重庆。11月28日独山失守，日寇窜入独山，烧杀抢掳，无恶不作，将县城的19000余座房屋几乎全部焚毁，仅余250座。独山失守，打开了攻陷“陪都”重庆的南大门，从独山一条公路可直通重庆。消息传来，同学们顿感“陪都”岌岌可危，大有亡国之虑，同学们哭喊起来：“‘陪都’危险啦！我们要成亡国奴啦！”喊声、哭声响成一片，老师来劝同学们别哭，连老师自己也哭起来了。一个班在哭，全校都在哭，真是悲痛欲绝！此刻，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是那样血肉相连不可分。
那时，老师组织同学们上街宣传抗日，我们满怀悲愤唱起《流亡三部曲》，当唱到“爹娘啊！爹娘啊！”好多同学都忍不住哭出声来，他们哪里是在唱歌，他们是在哭诉！是在呐喊！是在向日本帝国主义讨还血债！！群情激愤啦，激忿填膺！围观的人，好多都眼含热泪，好些都泪流满面，有的大妈也哭出声来。那时中华炎黄子孙们那种民族情、民族恨，那时华夏同胞们对灾难深重、面临危亡的祖国的爱国热情，七十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也常常热泪盈眶，不可自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流亡三部曲》就只剩下了一部《松花江上》，几十年来我都在找那部抗战时期最流行的《流亡三部曲》，后来，有了互联网，我在网上又搜寻了很多年，最后，只好以日寇侵华战争受难同胞的名义，在互联网上征求《流亡三部曲》。一位好心的朋友，把他珍藏了很多年的《流亡三部曲》的录音，配上文字和那个时期的图片，制成MP4，上传到网上，实在难得，我下载珍藏。这部歌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生动写照；这部歌曾经唤醒了沉睡多年的中华儿女，喷发出与母亲柤国共患难的爱国豪情；这部歌曾经鼓舞了多少爱国青年，奔扑战场，与日寇浴血奋战。我把这部歌录写在这里，流传后世，告诉人们不要忘记她。
 
《流亡三部曲》
 
《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离别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那年那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离家》
 
泣别了白山黑水，
走遍了黄河长江，
流浪，逃亡，逃亡，流浪，
流浪到那里？逃亡到何方？
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
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
 
哪里是我们的家乡？
哪里有我们的爹娘？
百万繁华一朝化为灰烬，
从前欢笑而今尽付凄凉，
说什么你的我的，
分什么穷的富的，
敌人杀来，炮毁枪伤，
到头来都是一样。
 
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财产毁灭！
听，炮声又响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
哪还有个人幸福？
哪还有个人安康？
 
谁使我们流浪？
谁使我们逃亡？
谁使我们国土沦丧？
谁使我们民族灭亡？
来来来，来来来，
我们休为自己打算，
我们休顾个人逃亡，
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踏上战场，誓死抵抗，
打到日本帝国主义!
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
 
《上前线》
 
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
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
你是黄帝的子孙，我也是中华的遗胄，
    锦绣的河山，怎能任敌寇践踏？
    祖先的遗产，怎能在我们手里葬送？
    走，朋友，我们走上战场，
    展开民族自由的战斗！
 
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
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
    全世界被压迫的人类，都是我们的兄弟，
    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有没有决心？有！
    我们有没有力量？有！
    拿起我们的枪杆笔杆，
举起我们的锄头斧头，
    打倒日本强盗，争取自由，
    看，光明已在向我们招手，
光明已在向我们招手！
 
1943年到1944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国民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不敷前方战事所需。冯玉祥将军义不容辞地奔走于“大后方”， 奔走全川二十余县市，往返数千里，历时近一年，讲演数百次，推动献金运动。
1943年11月，冯玉祥将军（当时他是国家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节约献金爱国运动总会会长）亲临自贡，发动节约献金爱国运动。他们一行人住在盐务局北苑，每天步行从我家门前经过。冯玉祥将军身材高大威武，经常穿一身土布军装，脚扎绑腿，身背雨伞；有时也着便装，穿一身藏青色土布长衫。他给人以朴素大方，平易近人的高尚形象。临近冬天了，他在我家隔壁裁缝铺，订做了一身棉袍，也是藏青色土布长衫，灰布里子。我听人们议论：“这么大的官，穿这么朴素，确实少见。”人们都很敬佩他。
我们学校每个星期六下午，都组织四年级以上的同学，由老师带着上街宣传献金救国，把收到的捐款交到学校捐款箱集中起来上交。
 
一天，学校集合到公园广场，参加献金救国动员大会。集合来的各校学生（我们都是童子军），分学校由童军教官号令排列整齐，原地坐下，学生人小坐得比较靠前。后面坐的是各厂场、机关、团体来的大人，周围团转人山人海，都是闻讯自己赶来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把那么大的广场 都站满了，总有好几万人。冯玉祥将军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大声疾呼，鼓励大家献金救国。话音未落，人们争先恐后的从几路通道拥向献金台，在掌声、锣鼓声中，金银财宝、银圆、钞票纷纷抛向献金台，金银像雨点似地洒落，钞票像雪花似地飞舞……人们的喝彩声、鼓掌声，经久不息，经久不息！……一个小妹妹，拿了一只金戒指，人太小，挤不拢献金台，急得哭了，她爸爸赶紧把她举到头顶上挤向献金台，人们纷纷给他们让路，小妹妹把金戒指抛到献金台上了，她笑了。 
 
自贡人献金救国的爱国豪情，感天动地，感动中国。早在1942年盐场职工响应《新华日报》发起的“献机运动”就曾捐款献出了“盐工号”、“盐船号”两架飞机。这次冯玉祥将军发动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首先是盐业工人节衣缩食，慷慨捐献，自流井盐场职工每人捐端午节的伙食费40元及节约6个月的牙祭钱(每月三次)，零工及运输工人每人捐献100元，捆装工人每人每月捐献一天工资，计6个月，自流井盐场共献金680万元;贡井盐场职工共献金340万元。合计1020万元。冯玉祥将军听了十分高兴，立即会见了盐工代表，特予嘉勉。冯玉祥将军说：“盐工们在此非常时期，所负之责任尤重，然值此次献金运动，独将血汗所得、挨饥受饿凑集之工资献给国家，实令人感奋”。
东场首富王德谦，听说冯将军发动献金，受了感动，一次就捐献了用黄谷折价1000万元，再以食盐等折价500万元，共计高达1500万元。西场首富余述怀在他儿子余厚钦和同学的一次聚会上，一开口就献金1000万元，打开了西场献金的局面。王家祠堂的几十位代表开了个献金会，青年人主张多献金，老年人主张留下一些办教育，结果青年人胜利了，决定一年捐献黄谷800石，一直捐献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宋俊臣、黄学周各献金600万元，还有一位献金600万元不留名，收款人只好把他写成无名氏。个人捐献在10万元以上的达一百零一人。小商罗从修、金志贤等７７人组成“七七献金团”，每月献金７７元，至抗战胜利为止。一次，冯玉祥将军在剧院演讲，号召自贡民众节约献金救国，话刚讲完，就有一位老太婆，把她积蓄了３０年的２００块银元献上主席台。市内的蜀光、旭川、剑南、培德等几所中学，还开展了献金比赛。有位姓侯的女学生，把父母给她做嫁妆的七八十万元钱全部都献给国家。别人问她：“你不要嫁妆啦？”她动情地说：“国家不行了，衣裳越穿得好，便越没有人格”她获得了全校献金第一名，冯玉祥将军为她写了中堂，作为献金最多的奖品。       
 
1944年７月２０日，全市在蜀光中学操场召开“节约献金救国大会”，到会４万余人，有老人队、儿童队、妇女队、工人队等２３个团队，敲锣打鼓，上台献金。妇女队最有特色，她们用妇女捐献的金戒指拼成一幅极大的爱国图———中间是一个大大的爱字，四周是长城图案，长城外是飞机、坦克，以示众志成城，卫我中华之意志。另一队妇女则做了几千双结实的布鞋献给前线将士，取名“胜利鞋”， 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同妇女们一起把鞋子抬上献金台。献金大会结束，队伍上街游行。献金车所到之处，人们纷纷解囊捐献，钞票如雪片飞舞。游行队伍从我家门前经过，献金车的后面，用抬蓝抬着所献金银财物、银圆、钞票，就排了一里多长。
到７月２４日总结，全市共献金一亿二千多万元，人均捐款545元。自贡这个22万人口的小市，超过了百万以上人口的重庆、成都，名列全国第一。
历尽日寇狂轰滥炸死里逃生的自贡人，充满了对日寇的满腔仇恨和对祖国的爱国豪情。为了救国，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在国家危亡的生死关头，苦难的自贡人，他们不但肩负起了增产赶运食盐，供给川、康、滇、黔、湘、鄂、陕各省和抗日前线军需民用的重任；同时还要增税增收，维持政府巨额的军费开支与财政支出；在冯玉祥将军倡导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中，又创造了全国城市抗战捐款第一，人均捐款第一，个人捐款第一……等22个第一。冯玉祥将军深受感动，在召见自流井、贡井两盐场盐业团体代表时，冯玉祥将军当即挥毫写下“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后来，这四个大字由市政府镌刻在釜溪河畔龙峰山麓的石坡上。每个字约1.1米×1.2米，每笔粗约0.14米，上下款之间长约9.5米，十分雄壮，大有同仇敌忾，收复失地的神韵。现已列为自贡文物保护。
自贡人献金救国的爱国豪情，深深感动着我，70年了，令我永远不能忘怀。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为救中国，不做亡国奴！真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自贡人的献金救国豪情，是全民的爱国豪情，不但盐商、职员、盐工、公务员踊跃捐款，连平凡且极贫穷的劳工、农民、小贩、难童、孤儿、甚至乞丐、囚犯也将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踴跃捐献给国家。“当时，盐商盐工都陷在困难之中，盐商的困难是成本高涨，而盐的价格受着严格的管制，常常不敷成本，缺乏资金，往往不得不以高利去借贷。盐工的困难是除了自己的伙食以外，每人每月工资仅够买一老斗米，即以一家三口计算，也不够维持最低的生活。但是他们爱国心却都超居前人。甚是感人。”（引自冯玉祥将军给爱国朋友的第十二封信）
1943年农历十月初十，妈妈病逝了。从此，我们这个兴旺的家庭就逐渐衰败了。1944年底灯杆坝的药铺被迫迁往贡井与人合伙经营，我被送回碾子山，在炭商小学读到高小毕业。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啦！消息传来，人们欢呼跳跃，敲锣打鼓，放鞭炮庆贺，市里还办了龙灯会，继母带着我们到街上看龙灯，各式各样、稀奇古怪、见所未见的龙灯，齐聚一起游街表演，所到之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各行各业的龙灯各不相同，最有趣的是叫花子的草把把龙表演，乐得围观的人哈哈大笑。闹热了好几天。这些天火炮放得特别多，后来，自贡人称这年叫“放火炮儿那年”。
1946年夏，我小学毕业了，在学校，我的歌唱得好获全校冠军，还参加了学校和市的表演。毕业演出，我参加了两个节目：一是歌舞剧《夜神》，一是《目莲救母》。我四年读完了六年小学，在上千考生中以前三名的优秀成绩考入了蜀光中学。此时，父亲已经破产了，全靠父亲行医供养祖父家和姑表亲人以及我们自己这么一大家人的生活。开学时，父亲请四房三姐带我去报名，请学校宽延些时间交学费，学校不同意。一期要缴二十七块银元，（当时货币贬值很快，收费都按银元结算，一块银元可保值买一老斗米（重45斤）27块银元折大米1215斤），这真把父亲难坏了，他心性高傲，从不求人，这次也只好带我去求富商候策民，候与父亲过去还有些交情，见面很客气，父亲很不好意思开口的说请他给我赞助27元学费，候策民笑道：“王二爷开玩笑啊，二十多块钱都拿不出来我不信。”爷说：“我的钱存在钱庄遭人家倒闭啰，现在真拿不出来。”候说：“我设的助学金只赞助读大学的，你大公子读大学我不是赞助了嘛，读中学也要赞助破规矩啰，真爱莫能助。”爷的脸都羞红了，低着头牵着我走。见爷那么为难，我含着眼泪不敢哭出来，从此，我再不问爷要钱。
父亲没能让我读上中学，也很难过，他写信告诉了爷爷，五房石曾七哥在爷爷那里工作，爷爷即托他回自贡接我到邓井关。当时，我患疟疾（打摆子）未愈，常复发，爷爷一边给我治病，一边教我读古书。第一本读《幼学》，这是本儿童启蒙书，天文、地理、人伦、常识，包罗万象，什么都有，爷爷说这是一本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每句都有它的典故，太吸引人了！爷爷教一段就给我讲这段的意思和故事，然后就叫我朗读、背读。这书都用对偶句写成，很上口，很好记。我每天黎明即起，一个人到楼上明声朗读、背读爷爷教的书。之后，爷爷又教我读了《古文观止》，这本书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从中可学习作文章。我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特别感兴趣，距今快七十年了，尚能背诵。爷爷还教我读了《左传》，那里面有好多春秋战国的故事，教人效仿古贤。后来，又叫我自己读《声律启蒙》，学着做对联。每天都要练习毛笔字，字也越写越好。   
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 社会经济崩溃,爷爷他们川盐保险公司也倒闭了，辞退了很多员工，爷爷留下处里善后，过往的盐船到保险公司转传票，都是我替爷爷登记传票。爷爷很喜欢我 。他见我喜欢画画，给我买了一套《芥子园画谱》，叫我按照画谱练习国画，为了画好荷花，我同小朋友步行十里到富顺西湖看荷花，回来就画荷花。
爷爷结束了邓井关的工作，带着我又回到碾子山，整整在家呆了三年，成天在家推磨、挑水、煮饭、种菜、种庄稼、种树养花，事还真不少，嬢嬢们见我失学在家很挽惜，在她们的催促下，三年我又到蜀光中学考了三次都录取了，可是这三年正是我们家庭经济最困难的三年，我真张不开口向父亲要钱缴学费。
这三年连年内战，国军由强转弱，国民政府趁火打窃，大肆烂发钞票，搜刮民脂民膏。法币换金元劵，金圆券换银元劵，造成物价飞涨，一日三翻，换到老百姓手里的钞票成了一钱不值的废纸。小时候我们都用它来折帽子、扇子、钱包……商家把它一张张连起当采带吊在高高的楼上，迎风飘舞。爷每天行医挣点钱，得赶快买成玉米，拿回家来磨成粉，煮玉米糊糊，维持一大家人生活。自爷爷回来后，嬢嬢们、表哥表姐们，成了常住客，经常有两桌人开饭，可闹热啦。爷很重亲情，那么困难，他对亲人总是乐呵呵的，很有礼貌。我怎能为了上学再增加父亲的负担呢；确实他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供我读书。
 
1949年夏天，自贡市新办了一所市立中学，我去报考得了第一名，而且这里只缴一元钱学费。我高兴极了，到街上扶仁药号找到爷（他在那里坐堂行医）告诉他。爷听了很高兴，从衣包里拿出一块银元给我：你今天运气好，刚才收了一块脉礼钱，拿去把学费交了。失学三年，我终于又可以读书了。我非常珍惜这难得的读书机会，学习很用功，很刻苦。我家离学校十二里，下半年昼短夜长，那时没有钟，每天只好鸡叫二遍就起床煮饭，饭后上学要走好几里路才天亮，有次起倒了夜，越走越黑，到学校天还没亮，学校没开门，只得在门外坐等天明。下午放学，还没走到家天就黑了，也是黑夜吃饭，白天就没吃过饭；六嬢可怜我，经常拿些红苕干、豌胡豆给我中午充饥，就这样耐了一个多月，被班主任陈老师发觉了，他很同情我，给我请准了一餐免费午餐，从此中午我能吃上饭了。陈老师是我们的英语老师，我学习很发奋，我的英语成绩，大考（期终考）小考（月考）都是一百分，是全班成绩最好的。就是这位老师，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才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