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将资凤

    核心提示：资凤（1895—1955）：湖南省耒阳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因病于1955年11月5日在南京逝世，享年61岁。
    资凤（1895—1955）：湖南省耒阳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新兵营军需，第四军十师二十八团团部特务长，红四军第一纵队会计股股长，红一方面军第四军十师经理处处长，军委总供给部出纳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供给科科长，新四军第六支队留守处处长，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副部长兼出纳科长，第四师兼淮北军区供给部副政治委员，淮北行署金库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供给部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总留守处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后勤部审计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参加淮海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守南京，任华东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因病于1955年11月5日在南京逝世，享年61岁。
    与红军队伍里众多的“红小鬼”不同，资凤将军参加革命的时候已经33岁，是个有家室的中年汉子了。他怀着革命理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一直负责经济和供给方面的工作，他在井冈山与朱德一块挑粮，在瑞金跟着毛主席做财务，转战大江南北，为革命队伍管了一辈子的钱。等到国家安定，他却在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同年冬天去世了，除了些许温暖记忆，什么也没给年幼的儿女留下。

     33岁店员上井冈山

     资凤出生于湖南省耒阳县一个贫苦家庭，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14岁的时候去父亲朋友的杂货店里当了三年学徒，后来成为店员，一直平凡且勤恳地生活着。

     1926年冬，资凤的家乡组织了农民协会，号召工农群众联合起来打倒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打土豪、分田地。资凤受到感染，加入了农民协会里的店员工会，积极参加了许多活动。1927年3月，由邻居刘洪开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资凤被迫转移到乡下，进行地下活动。

    1928年2月，由朱德、陈毅领导的广州起义军来到耒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以乡苏维埃为领导的全体党员集体参军，组成了一个新兵营，资凤因为做过店员，会写、会算所以负责新兵营的军需工作。五斗坑战斗后，新兵营在江西永新编入红28团，进驻井冈山，资凤担任团部特务长。

     为朱德招兵三百人

    井冈山前，朱德在耒阳城西培兰斋设立招兵站，资凤就坐在门口负责登记。

    招募公告张贴后，耒阳城郊的青年农民迅速汇集，甚至还有50多岁的长者和尚未成年的儿童挤在报名队伍中。经过严格筛选，一个300多人的新兵营组建完毕。一个又一个热血青年在资凤面前签下名字，穿过培兰斋的大门，走进屋内，从此走进革命的殿堂。这支充满活力、敢打敢拼的生力军中，磨炼出了王紫峰、刘显宜等共和国优秀将领。

    1928年11月中旬，红军集合在宁冈、新城、古城一带，进行冬季训练。由于湘赣两省敌军的严密封锁，井冈山根据地同国民党统治区几乎断绝了一切贸易往来，根据地军民生活十分困难，一日三餐大多是糙米饭、南瓜汤，有时还吃野菜，严冬已到，战士们仍然穿着单衣。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一天要往返50公里。

    当时，包括新招募的战士在内，井冈山的红军队伍大多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只有朱德和资凤两人的年纪较大。战士们心疼他俩，不让他俩去挑粮，还偷偷把朱德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就从老乡那买了一根碗口粗的毛竹，自己连夜做了根扁担，还在上面刻了字。

    “这就是后来入选了语文课本的《朱德的扁担》所讲述的故事，不过我最初知道这件事却不是看课文，而是听父亲的警卫员说的。警卫员告诉我，父亲当时打心眼儿里敬佩朱军长。”资凤将军的二儿子资红南告诉记者。

    毛主席在瑞金期间，还曾专门调资凤去他身边负责财务工作。“因为苏维埃果断惩罚了两个贪污分子，毛主席表扬他是个‘红管家’，说他是财务工作的模范，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将弹药送到最前线

    从1930年到1937年，资凤经历了“十年内战”、五次反围剿，还参加了长征，先后担任过会计股长、经理处处长、出纳股长等职位，但实际上都是同一种工作，不过是因为当时的部队番号经常更换，所以职位名称也变来变去，但说到底，资凤负责的就是部队供给。

    长征初期，资凤在红四团担任会计股股长。红四团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战功显赫的部队，它的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在长征中多次担任全军先头部队，打响过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著名战役。

    在一次战斗中，资凤和出纳两人带着四团全团的公文箱和手榴弹等三十多担物品，跟在部队后方行动。结果到了湖南宜章时，出纳开小差跑了，人手不够，资凤就和挑夫们一起挑着担子，克服重重困难，赶到道州将文件和弹药完好无损送到耿彪团长的手中。当时，耿彪团长正与敌人激战，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资凤的出现就像及时雨，得到了战士们热烈的欢迎。

    “提起长征，只有这件事情能让父亲感到欣慰，”资红南回忆。

    “当年电影《万水千山》的工作人员来采访我父亲，聊起长征，我父亲就流泪了。他跟对方描述的场景我到现在都记得。父亲说，长征太苦，有时候身边的战友因为走了太久而坐下来休息，就再也没起来；长征太苦，爬雪山的时候队伍从远处看就像一条细线，山里的大风刮来，线断了，后面的人只有接上去，而摔下山的人就再也没回来；长征太苦，过草地的时候没东西吃，父亲就煮了自己的半条皮带，剩下的半条在建国后送给了北京军事博物馆收藏。”

    全师上下只有三块钱

    1938年春，资凤担任新四军豫皖苏游击支队供给科长。

    当时的豫皖苏边区战斗频繁，生活艰苦，没有上级政权的保障，想要做好大部队的供给工作，资凤只能依靠自筹自给，在实践中摸索前行。

    有一次，游击支队的经济困难实在太严峻了，资凤只好去找司令员彭雪枫。资凤说，“司令员，现在我们只剩下三块多钱了，伤病员的药品已经用完，每天每人三分钱的菜金也没有了着落。战士们先前还开玩笑说红薯干是香肠，清水汤是抗战牌牛奶，可如今，连清水汤也难以为继了。”

    彭雪枫思考了一会，决定卖掉与他有多年感情的枣红色战马，以解燃眉之急。资凤不同意，“这马在打仗时还很有用，我们再想想别的法儿吧。”但彭雪枫主意已定。

    资凤只好和饲养员一起牵着包括枣红马在内的十几匹战马，去书案店的集市上卖。卖马筹来的钱，使部队的生活得以为继，还救济了一些特困群众。卖战马的故事在豫皖苏边区不胫而走，民众将游击支队赞誉为“天下文明第一军”。

    大扫荡中没丢失分毫

    1940年，豫皖苏边区成立财经委员会，资凤担任金库主任。同年9月，他又兼任淮北银行副经理。1942年11月，部队遭遇日伪军进攻，经历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资凤随身携带银行与总金库共百万余元的款子，随司令部行动，单在淮河就往返四次之多，战斗结束后，他负责的款子未受任何损失，没有丢失一分一毫。

    1945年3月，因身体不好，组织上批准资凤带职休养六个月。到了6月，休养还没满期，国民党开始向苏中解放区进攻，资凤立刻回到部队参加工作。

    1947年6月，资凤带着物资由高密县过铁路至胶东，情况万分紧急。资凤骑马在人流众多的队伍前列指挥，结果摔落马下，肋骨跌断三根，半天才醒过来。但他还是完成了任务，所有人员和物资都未遭受损失。

    渡江战役胜利后，资凤调入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部任审计处长。1950年担任财务政委，直至1952年离职休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5年11月5日，于南京病故，享年60岁。

    去世后将房子上交

    直到去世前，资凤还有一件心愿未了，那就是没有找回战争期间被送养的大儿子。

    那是他与妻子郭云的第一个孩子，1941年出生在泗洪小王庄。因为日伪军猛烈进攻，部队奉命撤退，无法带着五六个月的婴儿行军。无奈只得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摸黑将孩子送去老乡家寄养。

    等打完仗回来，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很多人都去世了，孩子是死是活无人知道，也没有信物可以辨认。“母亲不愿意多说这件事，只是一想起就流泪。”资红南后来也去泗洪寻访过，但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大哥，“我的名字叫红南，是因为出生那年苏联红军南下打日本关东军。而我的大哥，父亲和母亲还没来得及给他取名字，就再也无法相见了。”

    1955年，资凤去世后，妻子郭云将居住的小楼上交，带着二女一子搬进一处平房。1985年，郭云去世后，儿女们将那处平房也上交了。父亲去世的时候，资红南才10岁，“礼拜天，父亲坐着5路公共汽车送我去卫岗小学，公共汽车烧的是柴火，爬不动坡，父亲就和我手拉着手步行爬坡去学校。礼拜四，一辆吉普车来学校接我去医院，我才知道，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生前从未对外提起过《西行漫记》中那个‘小号手’的故事，只是在给妈妈的信中，讲述了故事的来龙去脉，他说‘人怕出名，猪怕肥，如果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要跌跤子的’。他一辈子都很低调，觉得自己是个‘幸存者’，亏欠着战斗中死去的战友。” 。

    “月光族”父亲资助战友遗属

    “小时候，我们家是典型的‘月光族’。当时父母月工资加起来近500元，已经是高薪了。说来很不好意思，你看我们这唯一一张全家福，”谢立全的儿子谢小朋指着黑白照片对记者说，“孩子们的裤子上都缀着补丁。和别人家一样，我们家也是衣服从老大往下传，到最小的弟弟那儿已经破旧得不行了。连父亲的司机都看不下去了，为我们抱不平。父亲也就一笑了之。”

    “我们家的钱主要有两大支出：父亲尽量让长身体的孩子们吃饱吃好；其余的钱大部分被他定期接济阵亡战友遗属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幸存者’，对牺牲的战友始终有一种‘亏欠感’”。

    在谢小朋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念念不忘这么几件事：

    当初从兴国老家参军时，父亲一次性带出了170个青年，到战争结束时，大多数人都牺牲或者下落不明，最后只剩下两个，这让父亲感慨不已。

    长征时，父亲是红3军团5师的青年科长，队伍行到川西高原时，父亲患痢疾掉队了，上级派了5个担架员来抬他，大家咬牙把他背出草地，最后5个人只剩下2个。

    还有就是在广东打游击时，很多有文化的进步青年，包括华侨投身到父亲的部队。“像父亲后来长期资助的杨伯母，她的大儿子就是父亲手下的得力干将。杨伯母家原本十分富裕，但她毅然变卖家财支持革命，大儿子为国捐躯后又把其他孩子送到部队。上世纪60年代父亲抱病写作了《珠江怒潮》《流水疾风》两本回忆录，得到了3000元稿费。但除了给当舰艇兵的哥哥买了块上海表外，其余的钱全给了杨伯母。后来听父亲的秘书说，每次老战友来看望他，住招待所、请客吃饭的钱，都是父亲自己掏，有时还要贴路费。有次没钱了，把一个陪伴他多年的德国莱卡照相机变卖了。”

    低调“号手” 不愿透露真实身份

    “父亲为人很低调，我们小时候读军事院校子弟学校，同学相互比较父母军衔，比领章上有几颗豆。因为父亲只有一颗星，同学们告诉我那是小兵，我回家问父亲，他笑笑说‘我本来就是小兵’。”

    低调地称自己是个“小兵”的谢立全，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十分著名的形象，这就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塑造的“号手”形象。1979年版《西行漫记》的封面上，那个红旗下吹响军号的战士形象，随着书的发行深入人心。然而长久以来人们不知道他正是谢立全。

    1972年2月，斯诺逝世，为了纪念他，当年第五期的《人民画报》上刊登了斯诺生前拍摄的部分照片，其中就包括这张名为《抗战之声》的照片。谢立全看见了这张照片，但是他一直没有提及，直到后来身患癌症，才冲洗了几张《抗战之声》，作为遗产留给子女们。

    谢立全在给妻子的信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当时我不是号兵，我是一军团教导营的总支书记（营长何德全），斯诺看我健壮，衣冠比较整齐，又是背了手枪的干部，把我拉去照相的。”

    谢小朋告诉记者：“当时斯诺打算拍一个号手的形象，却发现小号手面黄肌瘦、衣衫破旧，而父亲因为体格健壮、身挎手枪被一眼相中了，其实最主要还是因为他身上那套当时并不多见的新军装，这是他刚刚指挥了一场胜仗，上级给的奖品。于是父亲就被斯诺拉去摆了个pose。照片上父亲的号嘴是顶在唇下的，其实他并不会吹号。”

    周恩来亲授化装术成功捉敌

    “父亲为人低调，打起仗可不含糊。在广东指挥抗日游击队时，化名陈教官，敌伪送绰号‘胡须陈’。父亲12岁参军，1930年4月彭德怀指挥红军第一次打长沙，他是小宣传员，拎着石灰桶，随军进城刷标语。人小又没有军装，没人注意到他。冲进城里发现了一名敌军官，他在背后大吼一声举起手来，那人丢下驳壳枪，头也不回就跑了。父亲就这样走上了革命道路。”

    担任指挥员后，谢立全打仗前尽可能亲自侦察，在广东打游击时，因为是江西人，一开口就会露馅，便装成哑巴前往。说起化装这门技术，还是周恩来手把手教的。

    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老人，还津津乐道游击队活捉汉奸“飞天鸭”的故事。“飞天鸭”郑东镇是三乡群众痛恨的“地头蛇”，勾结日军，上级决定消灭他。谢立全化装后多次前往观察，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后来在擒拿郑东镇的战斗中，他率主力部队攻入郑宅，却不见郑本人，这时发现有人打开地窖逃跑，谢立全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十只手指戴满金戒指的人正是郑东镇，当场活捉了“飞天鸭”。

    “父亲勇敢沉着，多次化险为夷。有时路遇日伪军盘查，他立马把左轮枪插进水稻田，混在农民中弯腰插秧，群众也自发地将他挡住。”

    “其实就连斯诺照片中父亲的那套新军装，也是因为父亲指挥了一个漂亮仗，上级奖励的。当时国民党骑兵团偷袭红军西方野战军后方，俘去20多人，把准备做冬衣的棉花、布料一扫光。父亲所在的红1军团教导营决心夜间袭敌，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战斗很成功，解救了同志，还俘获了400多匹战马，当时19岁的父亲一个人就牵了6匹马回来。战后罗荣桓主任动员将马匹上缴，成立了红军自己的骑兵团，奖励了父亲一套新军装。”

    老百姓纷纷抓来大公鸡

    要为“老陈”治眼病

    在敌人面前他是可怕的“胡须陈”，在老百姓那儿，谢立全被亲切地叫做“老陈”。在广东打游击时，一次谢立全的眼球旁肿起来了，严重影响视力。当时部队无医无药，只好找民间秘方，听说用鸡血滴眼，或者用第一胎母乳可以消肿。当地群众把家里的大公鸡都抓来了；而在那种封建的时代，还真有位年轻妈妈自愿献乳，就这样很快治好了眼病。

    “父亲做事讲原则，又很善于交朋友，包括敌对阵营和外国军人。1946年根据国共《双十协定》，由美国海军提供大型坦克登陆舰，运送东江纵队骨干北撤烟台，当时美方、中共与国民党方面成立了登舰三人协调小组，父亲是中共代表。最初担任组长的美军代表偏袒国民党，可是那位国军代表私生活不检点常误事，美方代表渐失好感。相比之下，办事严谨、计划周密的父亲，在人格上赢得了美方代表的认同，三方最后达成的协议采纳了父亲的提案，避开了国民党军队的设伏地区。上舰后美军要求航渡期间武器一律锁进船舱，遭父亲等人强烈反对，结果同意自卫武器随身携带，最终安全抵达。”

    “4年后父亲出任华东海军第5舰队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的第1大队由6艘美制“郡级”4000吨级登陆舰组成，就是他当年北撤时乘坐过的同型舰，这是由美国政府赠送给国民党海军，最后又通过起义或缴获加入新中国海军。父亲不仅尊重旧海军人才，而且虚心向来华的苏联海军顾问求教，由坐船的变成管船的。”

    志同道合的夫妇

    “父亲虽然工作很忙，但对孩子的教育却一丝不苟。那时每个星期家里都要开家庭小组会，组长是家中的老阿姨，孩子们轮流汇报一周表现，犯错误的要写书面检讨。父亲还亲手为孩子们做了小板凳，每到周末播放广场电影时，我们就带着小板凳去看电影，不准坐在首长区。”

    “我的父亲是自学成才，母亲则是名牌大学高材生，后来投身革命。说起来，他们两人的共同点就是严于律已。父亲去世不久，母亲就主动搬出了将军楼。我结婚时没房，母亲说自己所在的南京体育学院，有名的运动员还住仓库呢，她怎么能去向组织上要房子呢？直到她去世时，单位的领导来吊唁，我才得知母亲在学校里，中午就在办公室书桌上小憩，晚上和女运动员睡在8人间的集体宿舍，小姑娘们怎么吵闹她也不介意。不同的出身，共同的道路，就是他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