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朱德招兵的“红管家”资凤

    核心提示：资凤（1895—1955）：湖南省耒阳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因病于1955年11月5日在南京逝世，享年61岁。
    资凤（1895—1955）：湖南省耒阳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新兵营军需，第四军十师二十八团团部特务长，红四军第一纵队会计股股长，红一方面军第四军十师经理处处长，军委总供给部出纳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供给科科长，新四军第六支队留守处处长，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副部长兼出纳科长，第四师兼淮北军区供给部副政治委员，淮北行署金库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供给部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总留守处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后勤部审计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参加淮海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守南京，任华东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因病于1955年11月5日在南京逝世，享年61岁。
    与红军队伍里众多的“红小鬼”不同，资凤将军参加革命的时候已经33岁，是个有家室的中年汉子了。他怀着革命理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一直负责经济和供给方面的工作，他在井冈山与朱德一块挑粮，在瑞金跟着毛主席做财务，转战大江南北，为革命队伍管了一辈子的钱。等到国家安定，他却在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同年冬天去世了，除了些许温暖记忆，什么也没给年幼的儿女留下。

     33岁店员上井冈山

     资凤出生于湖南省耒阳县一个贫苦家庭，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14岁的时候去父亲朋友的杂货店里当了三年学徒，后来成为店员，一直平凡且勤恳地生活着。

     1926年冬，资凤的家乡组织了农民协会，号召工农群众联合起来打倒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打土豪、分田地。资凤受到感染，加入了农民协会里的店员工会，积极参加了许多活动。1927年3月，由邻居刘洪开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资凤被迫转移到乡下，进行地下活动。

    1928年2月，由朱德、陈毅领导的广州起义军来到耒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以乡苏维埃为领导的全体党员集体参军，组成了一个新兵营，资凤因为做过店员，会写、会算所以负责新兵营的军需工作。五斗坑战斗后，新兵营在江西永新编入红28团，进驻井冈山，资凤担任团部特务长。

     为朱德招兵三百人

    井冈山前，朱德在耒阳城西培兰斋设立招兵站，资凤就坐在门口负责登记。

    招募公告张贴后，耒阳城郊的青年农民迅速汇集，甚至还有50多岁的长者和尚未成年的儿童挤在报名队伍中。经过严格筛选，一个300多人的新兵营组建完毕。一个又一个热血青年在资凤面前签下名字，穿过培兰斋的大门，走进屋内，从此走进革命的殿堂。这支充满活力、敢打敢拼的生力军中，磨炼出了王紫峰、刘显宜等共和国优秀将领。

    1928年11月中旬，红军集合在宁冈、新城、古城一带，进行冬季训练。由于湘赣两省敌军的严密封锁，井冈山根据地同国民党统治区几乎断绝了一切贸易往来，根据地军民生活十分困难，一日三餐大多是糙米饭、南瓜汤，有时还吃野菜，严冬已到，战士们仍然穿着单衣。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一天要往返50公里。

    当时，包括新招募的战士在内，井冈山的红军队伍大多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只有朱德和资凤两人的年纪较大。战士们心疼他俩，不让他俩去挑粮，还偷偷把朱德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就从老乡那买了一根碗口粗的毛竹，自己连夜做了根扁担，还在上面刻了字。

    “这就是后来入选了语文课本的《朱德的扁担》所讲述的故事，不过我最初知道这件事却不是看课文，而是听父亲的警卫员说的。警卫员告诉我，父亲当时打心眼儿里敬佩朱军长。”资凤将军的二儿子资红南告诉记者。

    毛主席在瑞金期间，还曾专门调资凤去他身边负责财务工作。“因为苏维埃果断惩罚了两个贪污分子，毛主席表扬他是个‘红管家’，说他是财务工作的模范，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将弹药送到最前线

    从1930年到1937年，资凤经历了“十年内战”、五次反围剿，还参加了长征，先后担任过会计股长、经理处处长、出纳股长等职位，但实际上都是同一种工作，不过是因为当时的部队番号经常更换，所以职位名称也变来变去，但说到底，资凤负责的就是部队供给。

    长征初期，资凤在红四团担任会计股股长。红四团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战功显赫的部队，它的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在长征中多次担任全军先头部队，打响过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著名战役。

    在一次战斗中，资凤和出纳两人带着四团全团的公文箱和手榴弹等三十多担物品，跟在部队后方行动。结果到了湖南宜章时，出纳开小差跑了，人手不够，资凤就和挑夫们一起挑着担子，克服重重困难，赶到道州将文件和弹药完好无损送到耿彪团长的手中。当时，耿彪团长正与敌人激战，面临弹尽粮绝的困境，资凤的出现就像及时雨，得到了战士们热烈的欢迎。

    “提起长征，只有这件事情能让父亲感到欣慰，”资红南回忆。

    “当年电影《万水千山》的工作人员来采访我父亲，聊起长征，我父亲就流泪了。他跟对方描述的场景我到现在都记得。父亲说，长征太苦，有时候身边的战友因为走了太久而坐下来休息，就再也没起来；长征太苦，爬雪山的时候队伍从远处看就像一条细线，山里的大风刮来，线断了，后面的人只有接上去，而摔下山的人就再也没回来；长征太苦，过草地的时候没东西吃，父亲就煮了自己的半条皮带，剩下的半条在建国后送给了北京军事博物馆收藏。”

    全师上下只有三块钱

    1938年春，资凤担任新四军豫皖苏游击支队供给科长。

    当时的豫皖苏边区战斗频繁，生活艰苦，没有上级政权的保障，想要做好大部队的供给工作，资凤只能依靠自筹自给，在实践中摸索前行。

    有一次，游击支队的经济困难实在太严峻了，资凤只好去找司令员彭雪枫。资凤说，“司令员，现在我们只剩下三块多钱了，伤病员的药品已经用完，每天每人三分钱的菜金也没有了着落。战士们先前还开玩笑说红薯干是香肠，清水汤是抗战牌牛奶，可如今，连清水汤也难以为继了。”

    彭雪枫思考了一会，决定卖掉与他有多年感情的枣红色战马，以解燃眉之急。资凤不同意，“这马在打仗时还很有用，我们再想想别的法儿吧。”但彭雪枫主意已定。

    资凤只好和饲养员一起牵着包括枣红马在内的十几匹战马，去书案店的集市上卖。卖马筹来的钱，使部队的生活得以为继，还救济了一些特困群众。卖战马的故事在豫皖苏边区不胫而走，民众将游击支队赞誉为“天下文明第一军”。

    大扫荡中没丢失分毫

    1940年，豫皖苏边区成立财经委员会，资凤担任金库主任。同年9月，他又兼任淮北银行副经理。1942年11月，部队遭遇日伪军进攻，经历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资凤随身携带银行与总金库共百万余元的款子，随司令部行动，单在淮河就往返四次之多，战斗结束后，他负责的款子未受任何损失，没有丢失一分一毫。

    1945年3月，因身体不好，组织上批准资凤带职休养六个月。到了6月，休养还没满期，国民党开始向苏中解放区进攻，资凤立刻回到部队参加工作。

    1947年6月，资凤带着物资由高密县过铁路至胶东，情况万分紧急。资凤骑马在人流众多的队伍前列指挥，结果摔落马下，肋骨跌断三根，半天才醒过来。但他还是完成了任务，所有人员和物资都未遭受损失。

    渡江战役胜利后，资凤调入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部任审计处长。1950年担任财务政委，直至1952年离职休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5年11月5日，于南京病故，享年60岁。

    去世后将房子上交

    直到去世前，资凤还有一件心愿未了，那就是没有找回战争期间被送养的大儿子。

    那是他与妻子郭云的第一个孩子，1941年出生在泗洪小王庄。因为日伪军猛烈进攻，部队奉命撤退，无法带着五六个月的婴儿行军。无奈只得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摸黑将孩子送去老乡家寄养。

    等打完仗回来，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很多人都去世了，孩子是死是活无人知道，也没有信物可以辨认。“母亲不愿意多说这件事，只是一想起就流泪。”资红南后来也去泗洪寻访过，但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大哥，“我的名字叫红南，是因为出生那年苏联红军南下打日本关东军。而我的大哥，父亲和母亲还没来得及给他取名字，就再也无法相见了。”

    1955年，资凤去世后，妻子郭云将居住的小楼上交，带着二女一子搬进一处平房。1985年，郭云去世后，儿女们将那处平房也上交了。父亲去世的时候，资红南才10岁，“礼拜天，父亲坐着5路公共汽车送我去卫岗小学，公共汽车烧的是柴火，爬不动坡，父亲就和我手拉着手步行爬坡去学校。礼拜四，一辆吉普车来学校接我去医院，我才知道，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