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记忆定格在战争中的杨汉林将军

    杨汉林（1915年-1985年）：江西省兴国县东村乡人，少将。曾任红二十二军政治部组织干事，红二十三军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独立第十六团总支书记。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后任湘粤赣边区游击支队第一大队政治委员，中共资（兴）汝（城）桂（东）边区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组织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1985年2月9日病逝。

    “我从事老干部工作多年，总是想法设法地帮他们出文集、回忆录，记录下关于战争年代的宝贵记忆。对自己的父亲，却感到很内疚，我一直没有很好地收集、整理关于他的资料。父亲离开我已经26年了，那些珍贵的‘口述历史’我再也听不到了。”说起父亲，杨晓东唏嘘不已。

     战斗中积累经验

    “文将军”火眼金睛辨同志

    “父亲是江西兴国人，那可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将军县’啊！光开国将军就有50多位，父亲是其中之一。”说起父亲杨汉林，杨晓东沉浸在一种光荣的情绪中。

    杨汉林从小家境贫寒，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年龄最小的他是个遗腹子。因为家境太困难了，母亲把他过继给了舅舅和两位族叔，可以说是吃四家饭长大的。舅舅是位私塾先生，在他那儿杨汉林读了3年书。也正是那几年的私塾功底，让杨汉林成为战友中的“小知识分子”，一辈子都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将军”。不久舅舅去世，家里没有余钱供他继续读书，12岁的杨汉林就去给地主放牛，直到15岁参加红军。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根据上级的命令，杨汉林被留在中央苏区进行艰苦的游击斗争，经过同志们的一致推选，杨汉林成为湘粤赣游击支队第一大队的政治委员，同时任中共湘南资（兴）汝（城）桂（东）边区县委书记。1936年率部队来到了湘南的八面山。

    苏区的工作和生活是很艰难的，和上级机关又始终联系不上。一天，桃寮村的一位群众向杨汉林报告，说村里来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到处打听红军消息，大家觉得他心怀不轨就抓了来。这个人一来就自我介绍，自己原先在一方面军工作，因为与湘黔边境的一支部队断了联系，上级派他来寻找。杨汉林和战士们觉得不能掉以轻心，决定观察一阵。

    相处了一段时间后，这个人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大家对他的疑虑渐渐打消。不久，一个新的疑问又出现了。一天雨夜行军后，大家都忙着晒衣服，只有这个人始终穿着湿衣服不肯脱。这个细节引起了杨汉林的重视。

    后来，经过一番详细的询问才发现，原来在这个人衣服的衬里藏着电报密码，他是上级派来给湘黔边境的部队送新密码本的。这时高度警觉的杨汉林才松了口气，后来，他在《八面山上的黎明》中记录了这件事。

    皖南事变突围中

    他接到了项英遇难的噩耗

    在杨晓东的记忆中，父亲杨汉林对安徽泾县有着特殊的感情，每每说到皖南事变，都痛心疾首。他常常说起当年副军长项英的惨死。

    1941年1月14日，军长叶挺为挽救危局，下山和国民党军队谈判，身陷囹圄。副军长项英在辗转很久后，终于联系上了当时任军部政治处主任的杨汉林和其他一些战士。为了加强管理，项英任命杨汉林为党总支书记，让他在工作中消除战士们不安、急躁的情绪，坚定革命信心，并带领大家寻找藏身之所，等时机一成熟，就想办法突围。

    当时项英就和新四军的副参谋长周子昆、周的警卫员黄诚以及刘厚总，一起住在一个叫“蜜蜂洞”的小山洞里。这个刘厚总本是新四军特务营的副营长，在突围中一路嘘寒问暖，赢得了项英的信任。可是这个人过去就有种种不良表现，杨汉林当即对项英提出，要提防刘厚总，并表示自己亲自保护项英。项英认为杨汉林还要带部队太辛苦了，就没答应。

    眼见一次次突围不成，刘厚总完全丧失了革命意志和决心，就想杀害项英后，向国民党邀功请赏。一天深夜，趁大家都在熟睡，刘厚总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打伤了黄诚，偷走了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军费，去向国民党投降。路上遇见了同志，刘厚总说自己是要去水岭找杨汉林联系突围的事，这正是前一天项英交代的任务。第二天杨汉林并没有等来商量突围事宜的同志，相反，等来的却是项英被叛徒枪杀的噩耗。

    每次想到这段日子，杨汉林总是止不住的悲痛。

    母亲珍藏着一块有周恩来手迹的白绸布

    “父亲对泾县有感情，还因为母亲焦恭真老家也是泾县的。”

    在杨晓东的印象中，父亲沉默寡言，对孩子要求严格，“母亲比较溺爱我们，每次调皮被父亲拧耳朵、罚站墙角，都是母亲去解救我们。”

    “当时，革命队伍中女性很少，新四军规定军官结婚必须符合‘二五八团’的标准：年龄25周岁以上，党龄8年以上，职务在团职以上。父亲遇见母亲时已经达到了标准，两个人就结合了，幸福地过了一辈子。”

    同样是老革命的焦恭真，原来和周恩来还有过一段故事。

    焦恭真出生在殷实的商人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中学时走上革命道路，积极参加抗日宣传与募捐活动。后来，去了战地服务团工作。

    1939年，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等来到云岭，战地服务团举行欢迎演出。活泼开朗的焦恭真唱歌、跳舞、演戏，还兼任剧务。演出很成功，演出结束后周恩来等接见全体演职人员，大家都很振奋。

    这时焦恭真灵机一动，扯了一块白绸布，请周恩来签名留念。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要求带回住处，请大家都来签名。又关心地问她叫什么名字。焦恭真回答了，总理沉吟了一会，就说改成焦恭真吧，寻求真理的“真”（原名为焦恭贞）。焦恭真开心地答应了。后来果然有12名领导在绸布上签名留念。如今这块珍藏了70年的珍贵绸布，已经由焦恭真赠送给了南京军区军史馆，让更多的人去参观、铭记那段历史。

    自己的孩子没有任何特权，对战友的孩子奋力保护

    “我们家一共弟兄6个，全是儿子。其实父母一共生了10个孩子，前面4个都是在最艰苦的战争年代就夭折了。母亲时常提到曾经有过一对双胞胎姐妹，战争期间得传染病死了。每次说到都很伤心，那时环境确实太艰苦了。我现在的大哥可以说是警卫员带大的。父母工作太忙，根本没时间带孩子。”

    杨晓东说因为父亲生病，平日家里很安静，但是每当父母的战友们来了，就成了最热闹的时刻。父亲平时很严厉的脸变得温和起来，也只有这时，孩子们才敢“人来疯”，兴致勃勃地听大人们一遍遍地说革命战争往事。

    虽然出生在高干家庭，但从小没享受到什么特权，“小时候，父亲是不给我们坐他的专车的，生病了也都自己去医院排队挂号，和普通人没有区别。三年自然灾害时一样吃不饱肚子，父亲那时还有点黄豆之类的食物上的补助，我们平时在家都是吃黑窝窝头。读书也都是就近读的山西路小学，没进高干小学。父亲从来就没有让我们享受特权的想法。”

    “我记得那时父亲每个月有300块的工资，但是经常会资助一些老家的乡亲；父亲过去战斗过的地方来的客人，也一定会好好招待。有些多出来的布票、粮票也都送给他们了。文革时候，父亲很多老首长、老部下被打倒了，他们的孩子也受到牵连。父亲就到处打电话拜托，母亲也亲自去找人，想方设法送那些孩子去参军。父亲虽然看似严厉，但是有一颗温暖、善良的心。”

    父亲的记忆定格在泾县，从未离开

    “父亲战争时负伤，留下了后遗症，加上常年工作太劳累，身体不好，1964年就离开工作岗位了。”

    也是因为较早离职，文革期间，杨汉林过得相对平静。在家他仍然关心政治，喜欢听听收音机，了解国家动态。

    “1969年底，南京军区有内部征兵。我刚满16岁，就向父母提出要去当兵。当时招兵的单位也多，有的就在南京，离家也近。当父亲知道有泾县的部队来招兵，立即决定让我去那当兵。并拿出地图指给我看，‘当年新四军军部在云岭，皖南事变发生在茂林，我和你妈妈经历了皖南事变，都突围出来了，但是大部分战友都牺牲或者被捕了……’”

    “以后每次我从泾县回家探亲，父母都特别高兴，话匣子全打开了，总要说起突围的那些日子。问长问短，他们对那里的感情太深厚了。”

    “那时当兵津贴也很少，每次回家探亲时，就省钱给父母买点烟。父亲很爱抽烟，母亲也抽烟。说起来还是因为皖南事变之后，大家都等到天黑后才敢突围。精神压力太大了，晚上行军又困倦，就抽烟提神，没想到就上了瘾，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老。我每次回来就投二老所好，买点烟孝顺他们。”

    “我记得有一次从泾县回来探亲时，买了当地名茶——甬溪火清带给父亲，因为是从泾县带回来的，父亲特别高兴，喝着茶，又一遍讲起了当年的战争、那里的百姓，好像他一直在那，从未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