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的同声传译 为毛主席翻译开幕词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筹备期间，我从原单位——外文出版局被临时借调出来，参加大会文件和讲话稿的笔译工作，而且在会议期间还为毛主席做过同声传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同传”。
平生头一次做“同传”
“同传”，如今已为人们所熟悉，但当时只有二十几岁的我，由于孤陋寡闻，只听说在联合国开会时使用各种语言的“同传”，所以对这一行我很陌生，以至不免有一种神秘感。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不满14岁的孩子，而到了中共八大召开时，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能为党的如此重要的会议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担任大会的笔译和口译工作，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
说来，从党的七大到八大，时隔11年多。这期间，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首先是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仅经过四年全国解放战争，于1949年10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八大召开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已经确有把握提前完成。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亟须加强自身建设，制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主席在8月30日至9月12日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大会的目的和宗旨，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中共八大就是这种探索的重要起步。出席八大的代表有1026人，代表全国党员1073万人。毛主席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为了参加中共八大的翻译工作，在会议举行的消息尚未公布以前，我和其他一些临时被调去的人员便早早集中到北京西苑饭店。那时的西苑饭店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高楼大厦，而是灰砖砌成的三层楼房。在那里，我们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每天吃住都在饭店里，就在那里对大会文件和讲话进行文字翻译。会议文件和讲话被翻译成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而这些翻译人员，也都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我们日语组的领导人是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负责人康大川，他是我原单位的顶头上司。还有一位负责人是部队干部老沈同志。此外，有两位专门润色日文译稿的日本专家。等到9月15日大会要开幕时，又从各个文种的翻译班子中挑选出若干人担任了同声传译。我们日语组担任同声传译的除了我以外，还有苏琦和叶启庸等同志。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们几个人，包括我在内，都没有受过同声传译的专门训练。大会之所以安排同声传译，是因为有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大会，日本共产党出席的是野坂参三一行。
当时，北京还没有人民大会堂，政协礼堂是最理想的开会场所，所以中共八大就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在我们日语的翻译班子中，我是第一个进同声传译箱子的，因为领导把毛主席致开幕词的同声传译任务交给了我。在此之前，我虽然曾多次担任过毛主席会见日本朋友时的日语口译，但从未为他做过同声传译。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筹备期间，我从原单位——外文出版局被临时借调出来，参加大会文件和讲话稿的笔译工作，而且在会议期间还为毛主席做过同声传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同传”。
平生头一次做“同传”
“同传”，如今已为人们所熟悉，但当时只有二十几岁的我，由于孤陋寡闻，只听说在联合国开会时使用各种语言的“同传”，所以对这一行我很陌生，以至不免有一种神秘感。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不满14岁的孩子，而到了中共八大召开时，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能为党的如此重要的会议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担任大会的笔译和口译工作，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
说来，从党的七大到八大，时隔11年多。这期间，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首先是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仅经过四年全国解放战争，于1949年10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八大召开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已经确有把握提前完成。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亟须加强自身建设，制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主席在8月30日至9月12日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大会的目的和宗旨，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中共八大就是这种探索的重要起步。出席八大的代表有1026人，代表全国党员1073万人。毛主席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为了参加中共八大的翻译工作，在会议举行的消息尚未公布以前，我和其他一些临时被调去的人员便早早集中到北京西苑饭店。那时的西苑饭店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高楼大厦，而是灰砖砌成的三层楼房。在那里，我们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每天吃住都在饭店里，就在那里对大会文件和讲话进行文字翻译。会议文件和讲话被翻译成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等。而这些翻译人员，也都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我们日语组的领导人是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负责人康大川，他是我原单位的顶头上司。还有一位负责人是部队干部老沈同志。此外，有两位专门润色日文译稿的日本专家。等到9月15日大会要开幕时，又从各个文种的翻译班子中挑选出若干人担任了同声传译。我们日语组担任同声传译的除了我以外，还有苏琦和叶启庸等同志。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们几个人，包括我在内，都没有受过同声传译的专门训练。大会之所以安排同声传译，是因为有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大会，日本共产党出席的是野坂参三一行。
当时，北京还没有人民大会堂，政协礼堂是最理想的开会场所，所以中共八大就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在我们日语的翻译班子中，我是第一个进同声传译箱子的，因为领导把毛主席致开幕词的同声传译任务交给了我。在此之前，我虽然曾多次担任过毛主席会见日本朋友时的日语口译，但从未为他做过同声传译。
化解“险情”
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做“同传”期间，有一次我遇到过“险情”。事情是这样的：“后方”的翻译班子临时向我提供了一位领导人讲话的译稿。稿中，有一处明显地译错，意思完全译反了。虽然此稿经过了几个人的校对，但均未发现错误。在“同传”箱子里，在突然接到译稿的情况下，只能边看译稿边往下念。不知怎的，那一天我边听耳机里传来的话，边看着译稿念，忽然觉得译文中有一处不对劲儿。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竟然不自觉地按耳机里听到的话，把错误纠正了过来。如果机械地盲目地往下念，一旦声音通过话筒播出去，就会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临场避免了这一大错，真是万幸！
外国代表讲话时，情况又有所不同。我本人除日语外，可以说对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基本不懂，所以为说这些语言的外国代表翻译时，就要边听“同传”的中文译文边翻译成日语。但日共代表讲话时，就可以直接听日语，“同传”中文。有一件事，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记得轮到日共代表团团长野坂参三致词时，当他谈到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时的情况，谈到延安窑洞的那一段生活时，主席台上的中国同志顿时活跃起来。那动人的情景及台上人们发出的感叹声，透过主席台上的话筒清楚地传到了“同传”箱子里。
大会闭幕那天下午，我们正在同声传译的岗位上坚持工作，日语组负责人老沈同志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特大喜讯：毛主席会后要接见担任同声传译的全体工作人员。
我们兴奋极了！起初，我们都以为会把大家集中到一个厅里，排好队接受毛主席的接见。谁知，大会刚刚宣布闭幕，在我们还没有离开“同传”箱子时，就听到从二楼的另一侧传来嘈杂的声音。接着，看到人们兴高采烈地朝二楼大厅方向奔跑，我们几个日语翻译也跟着跑去。这时，就看到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毛主席微笑着缓步朝我们走来。当时的情景，就像歌词中唱到的那样：“东方红，太阳升。”我顿时感到庄严、伟大，同时又是那样的亲切。
大厅内群情激昂，人们不顾一切地拥上前去，争着要跟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微笑着跟前面几个人一一握手。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是多么想挤上前去，也跟毛主席握手啊！但是，我觉得，厅内的秩序已经很乱，再往前拥挤，实在不好。我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毛主席他那慈祥的面容。
有几个兄弟国家的记者，肩挎小型录音机，手里拿着长长的话筒，纷纷将话筒伸向毛主席。那个年代，这种话筒还很少见。我看到毛主席瞅着伸向自己面前的话筒，诧异地问：“这是什么？”
毛主席的接见，就这样结束了，人们奔走相告，久久不能平静。那些跟毛主席握了手的幸运者，情不自禁地逢人便说：“刚才我跟毛主席握了手。这只手，我再不洗了，我用这只手再跟你握一次，大家来分享这个幸福吧！”由此可见，毛主席当时享有多么崇高的威望。
这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难得的机会，然而我却未能如愿地与同毛主席握手，当然是莫大的遗憾。我那一直起伏着的心潮，久久不能平静……（刘德有）
——摘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