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谋深计远的军事奇才

    1988年8月，中央军委公布了我军33位军事家名单，曾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名列其中。周恩来曾这样盛赞左权：“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

    左权指挥孱弱的红军，全歼胡宗南的王牌丁德隆师。山城堡一仗，稳定了陕北局势，推动了张、杨的抗日决心

    1936年10月下旬，红军东征结束，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左权被任命为代理军团长。在这种时候让左权出山主持红一军团，对左权来说完全是“临危受命”。因为红军正面临着巨大的军事重压。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进入甘肃海原（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以西的打拉池一带休整。蒋介石不顾中共一再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除严令东北军加紧“围剿”，又调嫡系胡宗南率部从会宁、静宁等地向北进攻。东北军与红军交战几次均吃败仗，元气大伤，加之中共抗日救亡的宣传影响，东北军不愿再打红军，因此不能对红军构成大的威胁。而胡宗南部却气势凶猛，一心要把红军“剿灭”在自己的地盘上。

    针对胡宗南的凶悍攻势，中央军委颇费踌躇。毛泽东、朱德等人反复考虑，认为应当硬起头皮接战，力争从中取胜。不然，红军非但在西北无法立足，而且要被赶走。军委决定以红一军团为主，并授予对红四军、红三十一军的指挥权，准备在海原迎击胡宗南部。

    左权深感指挥此役的重大责任，一点也不敢怠慢，连连召开军事会议研究破敌方略，会后每每对着地图思考到半夜。11月13日，左权带着参谋在警卫排护卫下，来到环县城外察看地形，确定了以山城堡为打击敌人的战场。回到驻地，在再次召开的团以上指挥员会议上，左权强调指出：鉴于敌我实力悬殊，红军决不可与之打阵地战，只有采用夜间奇袭的战术打赢战斗。

    山城堡自古以来是战场，沿山有很多大小相连的地堡，地形复杂有利于隐蔽。不但左权把红军的战场选在这里，胡宗南的目光也紧盯着这里不放。他派出自己的王牌——丁德隆第七十八师为前锋，楔入山城堡。这个丁师长堪称红军的劲敌，他的师满员足额，武器精良。丁曾悉心钻研德国、日本军队的兵学原则，善于打正规的阵地战。该师一到山城堡，就在各个山头修筑防御工事，将所有靠山的窑洞改作堡垒使用，交派两个团据守山南那条天然屏障似的深沟，以保障后背的安全。而在空中，则有5架飞机低空飞行，以壮军威。

    左权看到丁德隆师果然抢占山城堡，决定按计划实施行动。他认为，能够迅速接近敌人而不被发现，是整个战斗的关键。因此，左权没有将大部队投入作战，而是从红一军团中挑选出13个富有夜战经验的连队，作为夜袭主力，用“尖刀”挑开敌人铁箍桶的口子。为保证夜袭成功，左权对山城堡与洪德堡垒之间的水城堡一线，山城堡以北的田家庄一线，都派出部队担任警戒；同时将两个团放于灵武县红井子一带，抵挡胡宗南的左路部队；将红六军团一部及红一军团第八十一师布在洪德城以西一线，迟滞有可能出动的东北军。红十五军团的主力则隐藏在张天堡的东北方向山上待命参战。

    11月21日黄昏之际，夜袭部队奉命出发。13个连队在一个半小时内跑步行进了30里，当浓黑的夜幕笼住了山城堡时，各个连队按照事先的布置向敌人展开袭击。黑夜作战，敌人的火炮如重火器完全丧失作用，只有死守壕沟盲目射击。红军的各个连队凭着自己丰富的夜间作战经验，班自为战，向前推进。战斗持续到深夜1时左右，前沿阵地均被红军攻夺，敌人向核心阵地收缩。

    左权亲自到前沿实施指挥。下半夜3时，增援部队陆续赶到，他下令以红一师为主力向敌人的核心阵地进行攻坚。师长陈赓指挥集中起来的26挺机枪在前面扫射，掩护突击跃进的部队。一师的官兵们突入敌人阵地后，从背上抽出马刀，一手提刀，一手往前摸，摸到帽子上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就砍上一刀。敌人被杀得号叫不已，抱头鼠窜。

    22日晨曦降临的时候，红军对山城堡的攻坚结束，敌人的主要阵地及师指挥部均被红军攻夺。整整一夜的激战，敌七十八师除1个团在混战中翻山逃脱，其余8个团全被歼灭，丁德隆只带了数人落荒而逃。红军迅速地打扫了战场，于上午11时全部撤离山城堡。

    胡宗南满有信心进攻，没想到与红军的第一个回合就折损了最为精锐的丁师9000多人。这样的迎头棒击将胡打得惊骇不已。其他各路敌军也大为恐慌，纷纷西退。山城堡之战，使得红军在西北站稳了脚跟，这对张学良、杨虎城联合红军抗日也有很大的推动。20天之后，西安事变发生。山城堡之战成为十年内战中国共两党军队的最后一仗 。

    左权指挥八路军600余人，阻击四昼三夜，将6000余日寇挡在府城以东。安泽县老百姓传出“八路军有神通”的佳话

    1938年2月下旬，已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随朱德总司令率领总部机关来到山西安泽县的府城。就在住下来的当天下半夜，侦察人员报来敌情：日军一0八师团之一0四旅团，已从留屯向安泽快速推进，用不了两天就能到达这里。

    左权披衣来到朱德住处。总司令听了敌情报告，说一句“差点与鬼子撞了个满怀”，然后叫着左权的字号，有些沉重地说：“孳林，看来我们已经暴露在日军面前，怎么办呢？”

    左权紧闭双唇，稍作思考，回道：“我们要么就躲开，要么就坚决地打。我看呀，还是要打！我们是八路军，不能见到鬼子就跑，一跑老百姓就更乱更遭殃了，要保护他们转移。”朱德点点头，接话说：“这个我也同意。问题是，日寇一个旅团，我们能不能抵挡得住？”

    左权岂不明了目前情形的严重性？随总部机关的只有特务团第二营和一个骑兵排，加上机关的干部人员，满打满算只有600人枪，在气焰嚣张武器精良的日军一个旅团面前，再怎么说战斗力也是有限的。只见左权眉峰一挑，对朱德说道：“总司令，我们既然与鬼子相遇，就得杀杀他们的锐气，扬我八路军的抗日英名，保护地方老百姓。安泽一带的地形还可以，打吧！我来指挥。”

    朱德沉思片刻，点头同意了。

    受命指挥作战的左权，立时派人找来安泽县政府自卫队队长等人，仔细询问府城附近的地形情况。当他听说安泽与留屯两地交界的“三不管岭”，其地势有利于阻击，又是日军的必经之路，果断地决定把战场放在那儿。他传令部队立即出发，自己带上参谋人员骑马先行。

    在晋南平原来说，“三不管岭”倒是理想的阻敌阵地。这儿山岭相连，都有二三百米高，地势很陡却又没有多少树木，非常利于居高临下发挥火力。先于部队赶到这里的左权，一下马就登上各个山头，察看周围地形，布置火力点。

    从留屯向西驱进的日军一0四旅团，其前锋于2月22日晌午进入“三不管岭”。日军指挥官已用望远镜观察到各个山界上有八路军防守，下令用炮火轰击。日军的几十门山炮轰了一阵，出动一拨拨队伍在200米的正面山头发起攻击。当鬼子兵出现在半山腰，左权击枪发令。八路军战士更多的是用手榴弹轰炸日军，起到了非常有效的杀伤作用。日军每冲一次都被炸得死伤惨重，只得暂停进攻。

    入夜以后，日军按常规认为：惯于夜战的八路军会在晚上下山袭击，便在营地点上一堆堆火，作好了迎击准备。左权看穿了敌人的拖刀计，反而乘夜带着部队撤离阵地。

    2月23日上午10时，从“三不管岭”撤下来的八路军，由左权带着出现在府城以东的沁河，在河边用草袋沙石构设防御工事，迎击强渡沁河的日军。晌午1时，千余日军以几十艘木船横渡沁河，左权组织投弹能手专门炸鬼子兵的船只。日寇连续强渡几次不成，抢来的木船尽被八路军炸毁，只得沮丧而退。

    此后，日军改用“钳击战术”，绕道沁河由北向南，从高壁、东庄、断头街两侧过河，夹击府城。左权早已料到了日军这一着棋，一方面派人催促城内老百姓搬迁，另一方面将部队一分为二，在日军行进的路上展开首尾袭击，延宕其行进速度。这天一直到天黑，日军才扑进已是空空如也的府城。整整一天，号称“进军神速”的日军才前行了8公里。

    日军扑进府城的翌日上午，左权带着一个排巡察敌情，在一处山脚遇上日军的300余骑兵。他向身后的山岭张望几秒钟，立时萌生了利用山势打击敌人的念头。于是下令战士们抢占山界。日寇骑兵也想歼灭这股八路军，在后紧追不舍。战士们在山头上利用山势开放的一面，以50多条长短枪形成火力网。这里的山势非常陡险，只有山窝里有一条小路，日军的骑兵展不开阵势，几乎是单人独马行进。凡是进入火力圈的，无一不马翻人倒。日寇在伤亡了几十人后，再也不敢前进，只能对着山顶上的八路军“望山兴叹”。

    左权指挥的这场阻击战打了四昼三夜，大小战斗十几次，歼灭日军上千人，击毁敌运输车80多辆，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食品，迫使日军一0四旅团回兵留屯。得到保护的安泽老百姓纷纷称赞：“还是八路军有神通。”

    彭德怀与刘伯承阵前“炝火”。左权指挥以“咬牛筋”的战术稳扎稳打，步步进逼，最终消灭顽敌。战后，刘伯承挥泪而言：“不是左权的话，我们的血会流得更多”

    百团大战的末期——1940年10月底，八路军一二九师正在武乡东田、韩壁一带作战，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左权也到该师视察战况。这天中午，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接到敌情报告：日寇第三十六师团的岗崎大队800余人，正由刘家咀、洪水方向进发，取道左会、关家垴向潘龙进攻。彭德怀对刘伯承、李达等人说：“这个岗崎大队坏透了，坚决消灭他们！”刘伯承却对战斗有所考虑，他说：“岗崎大队是日军最为精锐的联队，比我方两个团的战斗力还要强。根据以往的经验，鬼子一旦被四面包围，必然困兽犹斗，垂死挣扎，那样我们要付出很大代价，因此必用“围师必阙”的战法。彭德怀性急地说：“800多个鬼子不多，用不着什么‘围师必阙’，下令攻击吧！”

    11月1日，一二九师部分部队将岗崎大队包围在关家垴，发起猛烈攻击。占据了有利地形的岗崎大队，凭着20多门迫击炮和30多挺机关枪，居高临下对八路军发出猛烈火力。而在八路军阵地上空，日军飞来20多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一二九师的部队连续冲锋7次，伤亡达五六百人，仍然不能接近日寇的前沿阵地。

    彭德怀看到围歼战打成这个样子，匆匆来到前沿指挥所，对刘伯承高声问道：“你是怎样指挥打仗的？还不赶快组织攻坚？”一贯讲究战术的刘伯承，对这种“牛抵角”式的打法极不赞同，回道：“彭总，这样硬打硬拼消耗部队，不是办法呀，是不是换个打法？”彭德怀的火爆性子上来了，叫道：“攻坚，立即组织攻坚，要是拿不下关家垴，我撤了你一二九师的番号！”刘伯承一听怔住了，气得说不上话来。在一旁的左权和李达等人，眼见两位主帅阵前“炝火”，赶紧相劝。

    左权和几个参谋先把彭德怀“架”到指挥所外，讲了一些缓冲的话，使彭德怀渐渐安静下来。鉴于彭德怀与刘伯承的意见不能统一，而部队又不可瞬时无将，左权对彭德怀说：“彭总，部队等着指挥，我去组织再攻一次。”彭一听点头道：“你去吧。”

    左权将指挥所设在离前线1公里的山坳里，对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团长李东潮等人说：“即使是翁中捉鳖，也不要太急，何况岗崎不是鳖，而是一头疯牛。对疯牛不能同它抵角，只有咬住它的脚筋不放。”陈锡联等人明白左权的话意，如释重负地拍手叫好：“副参谋长说得对，只有抓住牛的四条脚筋，来个死咬死磨。”左权又同陈锡联等人研究了日寇有可能突围的方位，决定从三五六旅抽来部分重火器加强防范。

    新的战阵打法确定以后，八路军再也不发动一拨拨潮水般的冲锋，而是以排、连为单位，利用地形地物的掩护，不急不躁地打击敌人。战术的改变，使八路军大大减少了伤亡，同时又将敌人咬得很死，日寇的重火器和迫击炮发挥不了作用。

    战斗进行了一昼一夜。这种零敲牛皮糖的打法，使日寇死伤一人便少一个，放掉一枪便少一颗子弹，兵力越来越少，耗损越来越大，极大地动摇了士气。日军曾进行多次突围，均被八路军打了回去。包围圈越来越小，又臭又硬的岗崎大队就像掉在深坑中的疯牛，经不起“割牛筋”的战术，仅有30余人逃离战场，基本上被全歼。

    关家垴战斗，为百团大战的收尾之战。战后在总结这场恶战的教训时，因一二九师的损失为历年来所未有，刘伯承心情沉重地流下了泪水。痛定思痛，这位身经百战的八路军师长动情而言：“不是左权的话，我们的血会流得更多。”

    黄崖洞保卫战，左权将战斗指挥得精确无比，创下中日战况对比前所未有的记录

    关家垴恶战结束后5天，左权受命指挥黄崖洞保卫战。

    俗称“瓮圪廊”的黄崖洞，坐落在黎城县太行山腹地的险要之处，八路军总部于此设立了修械所。在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建有12栋厂房，安装各种机器40余部，不但能生产步枪、手榴弹，还可制造掷弹筒，每月生产的武器可装备4个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弹药的供应，主要依靠这里。

    从1940年10月底开始，华北日军第三十六师团根据侵华日军华北司令部的指令，不断出动重兵，在飞机的掩护下，分路向黄崖洞进攻。11月7日，占据黎城的日军2000余人直接奔袭黄崖洞兵工厂。

    八路军总部对保卫黄崖洞兵工厂予以了最大程度的重视，将特务团和总部所有能够抽出的警卫部队全部投入战斗。在连以上干部的战前会议上，左权代表总部发出了“保卫我们的生命线”的号召。左权与特务团长欧阳富等人多次勘查地形，反复研究御敌方案。

    11月8日上午，日冠菖目直兴大队抵临黄崖洞外，径向南口袭来，结果在阵地外踏入我军布下的地雷区，被炸死百余人，日军连续三次用尸体铺路，才通过雷区。翌日，后续日军集中几十门山炮对南口阵地轰击，同时出动千余步兵进行冲击。守卫这儿的特务团第三营在左权亲自选择的火力点上，以8挺机枪从左右两侧形成交叉火力，封锁那条陡险的小路。日军冲上一拨便倒下一拨。

    在南口阵地猛攻了一天，遭到惨重伤亡的日军，变换了进攻方法，以千余兵力继续强攻南口，另以3个大队从侧后向左会山垭口迂，企图对八路军形成腹背夹攻之势。左权早有所料，部署了一二九师三八五旅4个营扼守险要地段，把日军打了回去。

    日军要打下黄崖洞，只有南口路一条。打红了眼的日军决心不惜代价攻夺这个隘口。在连续的炮击中，日军施放了燃烧弹和毒气弹，我军第三营几十个战士被烧伤或中毒阵亡。部分官兵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急躁情绪，要求主动反击。情况很快报告到左权那里，左权给欧阳富打去电话：“你马上赶到南口去，告诉三营千万不可离开工事反击，日军就是要引诱我们离开阵地。”

    11月13日清晨，战况发生重大变化。日军以十几门山炮轰击南口东侧悬崖跑马站的一四一六高地。那儿是黄崖洞的“软肋”——因为地势非常险峻，兵力不够的八路军只在这儿放了一个排。左权不知道的是，特务团一个姓陈的参谋叛变投敌，使日军知道跑马站高地是防守最为薄弱的部位，因而选择为突破口。

    左权接到电话报告，立即接通欧阳富的电话：“除南口阵地不动，其余各个工事都只留了3个人，所有力量赶到跑马站高地，应对可能发生的变故。”

    左权预料得很准。就在当夜，日军从黎城开来援兵，增加了火炮，不停地轰击一四一六高地。黎明时分，日军不顾伤亡冲上了跑马站，八路军的阵地终于被日军撕开了口子。

    跑马站失守的战况报到左权那里，左权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慌，跑马站丢了也不要紧。”旋即，他向作战参谋连续口授了三道命令：“特务团除南口阵地，其余各连撤到第二道防线水窖口；电令陈锡联旅马上袭击黎城，夺城后不作停留，立即驰援黄崖洞；电令六七九团、七七二团和新一旅二团迅速增援过来，赴东崖底、赵沟村加固我方阵地。”

    日军在攻夺了跑马站阵地后，将陆续开上来的近3000部队分为4路，妄图四面合围八路军主阵地水窖口。而日军的每一路部队行至中途，都遭到了守候在那里的八路军沉重打击。日军进退不得，完全被拖住了。

    11月16日，日军好不容易进入了黄崖洞。

    可是日军看到的却是空厂房，所有机器设备已被转移。日军士兵无论走到哪儿，都要踏上地雷。日军在山上胆战心惊地过了一夜，得不到食物补给，只得在18日清晨沮丧而退。然而，黄崖洞是不好进又不好出的，左权已布置4个团的兵力，在日军的必经之地三十亩、曹庄一带张网待敌，将日寇打得大败而逃。光是曹庄一仗，日寇就留下了100多具尸体。

    黄崖洞保卫战，左权指挥直接守山的八路军仅1200多人，与陆续增援达5000多人的日军，鏖战10个昼夜，总共毙敌1000余人，其中大队长以上军官5名，我方仅伤亡营长庞粟以下166人，与日军相比为1比6，这一伤亡比例在中日战况上是前所未有的记录。

    黄崖洞保卫战以我军大获全胜而告终，除了地形和士气诸方面的有利因素，起到直接作用的是左权的高明指挥。左权对地势的利用、兵力配备等基本决胜条件运用到极至，还辅以以静制动、以变应变的策略，将敌紧紧“咬”住在阵地前，不断地打击、耗损敌人。特别是当跑马站失守后，他临危不乱，镇定应对。正是左权料敌如神，运用韬略上的深谋远计，才把战斗指挥得如此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