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走出来的少将谢云晖
谢云晖(1912-2002):四川省冕宁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京大学学生会执委、北平学联组织部部长。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次年参加新四军。曾任新四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战地服务团副团长,苏北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抗大九分校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一师团政委,华东野战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七兵团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苏中、鲁南、莱芜、豫东、渡江等战役。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团干部部副部长、兵团政治部代理主任。回国后,历任军政委、南京军区装甲兵政委、成都军区副政委。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2002年1月6日在南京逝世。
从北大高材生,成为一个革命志士,谢云晖青年时期的这一选择,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黄桥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谢云晖这一生可谓战功赫赫。可长子谢亢威说,父亲在世时并不愿意与子女谈起那些光荣岁月。更多的故事,他也是从父亲家乡为他所出的《谢云晖将军履痕记》中知晓。不过他深深记得父亲送他去当兵时叮嘱他的话,带兵必须知兵,必须和他们想的一样。他知道,这一定也是父亲戎马生涯大半生所身体力行的。
读北大时参与发起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谢云晖的家乡是四川省冕宁县文家屯村。“谢姓在当地是个小姓,族人为了壮大家族,从姓谢的孩子里挑出几个聪明的送去读书,由族里出钱,我父亲就被挑中了。”谢亢威说。
谢云晖起初是读村里的私塾,1927年,考到成都读初中,三年后又考入上海就读高中。“父亲讲过,那时候求学非常艰难,他们是从村里跟马帮一起出来,路上随时可能遇到危险。”经过不断的勤奋努力,1934年谢云晖考入北大经济系,这对他的人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谢云晖写过文章回忆了1935年著名的“ 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我们正在红楼上课,听到外边喊口号,我们不约而同地冲出教室参加了游行。‘一二·九’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在四斋前的广场上召开了学生大会,成立了‘学生会’。”谢云晖被选为学生会执委会成员之一,当时各校纷纷成立了学生会,中心任务是酝酿第二次‘一二·一六’学生运动。这一次经历,对谢云晖的影响至关重要。
随后,由北大等学校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工农群众中宣传抗日,谢云晖当时负责北大所在一团的庶务,宣传以外,还要用临时筹集的几十块钱管一百多人的吃喝,条件非常艰苦,沿途还要与军警和便衣特务作斗争。在接到北平学联要宣传团撤回北平的决定后,宣传团召开了最后一次全体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学生们决定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组织由此诞生。民先队在抗战后,在南方影响是很大的,全国各个地方都有民先队,起过很大作用。就是因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使得国民党分子在北大一直到七七事变都未成气候。
可是,白色恐怖随之而来。北平当局大肆搜捕进步学生,北平17中学学生郭清在狱中受到严刑拷打惨死。学生们随后组织抬棺游行,包括谢云晖在内的54名学生被捕。一个多月后在北平学联的交涉下被释放。出狱后谢云晖担任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常委、组织部长,和爱国学生们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还冒险慰问了前线的抗日战士。
当过陈毅秘书,还为他牵过“红线”
谢云晖曾在1984年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从1937年秋天穿上军装一直到现在,戎马生涯大半生。”而他成为一个军人,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陈毅。
1937年谢云晖加入共产党后,接受党组织指派,赴皖南川军刘湘所部的第七战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刘湘死后,谢云晖被国民党通缉,陈毅将他安排到新四军工作,历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科长等职,宣传抗日。1940年,谢云晖调到江南指挥部,任陈毅秘书。“陈毅是我党、我军一位能文善武的高级将领,又是一位造诣很深的文豪诗人,我能在他身边工作,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事。早在我读书时,我就听说陈毅这个名字了。”谢云晖曾这样说过。
有意思的是,谢云晖还为陈毅和张茜的婚姻牵过“红线”。那时,陈毅对军部战地服务团演员张茜很有好感,但没有急于找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为他做红娘,而是在相识后与张茜书信往来。但张茜有自己的想法,她认为陈毅是个将才,军事细胞多,怕今后生活不到一起,她想找一个人一起钻研戏剧,一起献身文艺事业,怕跟陈毅在这方面难有共同语言,还担心陈毅年长膝下有子女。犹豫之下,她最终选择了拒绝的做法,找到时任军部战地服务团副团长的谢云晖,传一封绝情信给陈毅,并将陈毅给她的信全部交给了副团长谢云晖,向谢云晖倾吐了自己的苦衷。
谢云晖对陈毅非常崇敬,极力劝张茜不要烧掉这些信件,更不要将那封绝情的信交给陈毅。他告诉张茜:“陈毅在少年时代就倾心于文学,1919年1月,他怀着科学救国的志向到法国马赛,勤工俭学。同年底到巴黎,直到1921年10月才回国。两年中,他在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广泛地阅读法国文学作品,特别喜欢卢梭和雨果的著作。回国后,他仍然没有放弃他的文学爱好,曾用笔名写了许多诗歌和小说。1925年以后,由于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他中断了文学创作,但并没有改变他对文学的爱好。”至于他的婚姻状况,谢云晖说,陈毅确实结过婚,夫人肖菊英、赖月明为革命牺牲了,没有留下孩子。
谢云晖的坦诚介绍,解开了张茜的心结,而且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张茜把写给陈毅的绝交信要过来撕掉了。之后两人通过接触,加深了认识,最终走到了一起。1941年两人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说到与陈毅的渊源,谢亢威还想起一件事来。“一位老首长,过去总跟我父亲开玩笑说:‘你还欠我一个军礼。’在新四军时期,一次大家到军部去开会,这位老首长看到我父亲向他行了一个军礼。”原来,那位老首长是把谢云晖认成了陈毅。其实并不是只有一个人误认过,很多人都觉得谢云晖和陈毅有几分相像。
用土飞机撒传单瓦解日军
从抗日战争时期的黄桥战役、盐阜反“扫荡”,到解放战争时期的高邮、苏中、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每一场重大战役,都有谢云晖辗转大江南北率部作战的身影。
1945年8月10日,朱总司令发布命令,要人民抗日武装向附近的敌伪军发出通牒,命令他们向我军缴械投降。四个月后,华中地区大部收复,可是在解放区的南面还有一个高邮城,仍然被敌伪占据着。谢云晖所在的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奉命强攻高邮城。华东野战军第4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都亲临纵队部署战斗。12月19日夜晚,部队对高邮外部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一夜之间高邮城就被我军四面包围,敌伪全部龟缩城内。
当时,日军对天皇投降的消息进行了严厉的封锁,不让士兵知道真相。因此8纵队一面积极准备攻城,一面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传播日军天皇的消息,瓦解敌军。时任8纵政治部副主任的谢云晖在回忆文章中说:“那时的政治部宣传科就像一个小印刷厂,一批又一批小传单不断地油印出来。敌人缩在城里,我们就想办法撒小传单。那时候我们没有现代化工具,同志们想出不少办法,有的制作了大弓箭,把传单射到城里去,有的则用迫击炮把成捆的传单打进城里,但最成功的则是用土飞机撒传单了。”
土飞机有两米宽,四米长,是用厚牛皮纸糊成一块瓦式的大风筝,在离城两里路远就由几个同志拖着跑。敌人在城上看见了往往会用机枪扫射,有时把同志们的棉衣打穿了,可是同志们还是勇敢地飞跑,大风筝渐渐迎风而起。大风筝捆着一包包传单,每包传单边有一根点燃的线香,先后烧断捆传单的绳子,成千上百张传单雪花似的漫天飞舞,慢慢地落到城里各个角落。但是,敌人仍然坚持不投降。25日晚,第8纵队发起总攻,敌军撤退。
谢云晖和8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作为政治部代表来到日军司令部谈判,日军司令官犹豫了很久,最后才慢慢地从身上解下指挥刀,放在桌上,接着叫来了许多日军军官,由日军司令一一命令了他们一番。8纵66团派出了一批干部,到日军各部队去受降。很多日本士兵知道不再打仗了,也非常高兴。据有关史料记载,粟裕也参加了受降仪式,只是没有公开身份而已。之所以我军对这个受降仪式如此重视,是因为高邮战役是我军对日最后一战,也是中国大陆所举行的最后一个日军受降仪式。
教育儿子用兵要懂兵
新中国成立后,谢云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干部部副部长、政治部代主任,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第四次、第五次战役。1952年回国后,先后担任南京军区装甲兵政治委员,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
令人不敢相信的是,身经百战的谢云晖却从来没有受过一次伤,“所以很多人说我父亲既是武将,又是福将。”谢亢威说。
“我们家里四个孩子都是很小就被送到部队去了。”谢亢威说,父亲送他去当兵时曾嘱咐他,“在部队好好干,一直到你的思维方式、言谈举止全部跟基层官兵一样,被他们同化了才行。”谢亢威说,他知道,在战争岁月,带兵打仗的父亲一定也是这样做的。他听从父亲的话,在基层干了整整20年。
谢云晖还擅写四言诗,书法也写得不错,不过谢亢威说,父亲也很少在他面前露一手,正像父亲鲜少谈及自己的战争岁月一般。除了家乡为他出的书里收录了他的几篇回忆文章,父亲没有写回忆录,“他也许是不想老翻过去的光荣。”
谢云晖晚年时因为骨质疏松腿部摔伤卧床7年,一位军区老首长去医院看望他,可让那位老首长吃惊的是,谢云晖并没有跟他聊自己的病情,而是谈论国际形势。老首长非常感动,逢人便说:“谢云晖长期卧床,还能天下大事了然于胸,真了不起!”
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大规模空袭时,谢云晖还以南京军区离休老战士的名义,给军委写信,建议军委派人到南联盟学习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经验,为我们的军事斗争准备工作所借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迟浩田代表军委回信,感谢他忧国、忧民之心。
谢亢威说,他去过四川多次,走进凉山州,看着这里群山环绕,他对父亲的敬佩油然而生,父亲就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革命家。明年正好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谢亢威说,他们会将父亲的革命精神传承下去,这是对父亲最好的怀念。
上一篇:一生奉献给参谋工作的赵俊将军
下一篇:从通信兵成长为将军的陈可吼少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