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刘昂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刘昂（1916-2002）：江西省吉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二军团政治委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陕甘宁边区警备五团团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华北军政大学高级干部队队长、副总队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三十二步兵学校校长，南京步兵学校校长，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空军军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父亲常常出现在刘红燕梦里，在梦里，他流着眼泪，指着电视画面上的一个小战士对女儿说：“胖胖，你看，这就是我，这个小战士就是我，我们正在过草地……”刘红燕轻轻地为父亲擦去眼泪，自己的眼泪却忍不住流下来……

    在刘红燕的记忆里，父亲高大英俊、沉默威严，戎马一生的他，就像是钢铁铸就，与眼泪没有半点关系。然而，父亲去世前，看到当时正在播出的电视剧《长征》，却常常泪流满面。如今，父亲去世已经整整9年了，九年时间里，刘红燕遵照父亲生前的叮嘱，去了井冈山、去了老家吉安江背村……每到一个地方，刘红燕对父亲的理解就更深一层。

    战争在他腿上留下碗口大的洞

    小时候的刘红燕，只知道父亲是一名军人，忙碌起来，常常是很多天连家也回不了。父亲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刘红燕并不了解。而对于父亲在战争年代的经历，刘红燕更是不了解。

    刘红燕6岁那年，一个暑假的傍晚，父亲难得在家休息。他坐在阳台上，随意地翻着当天的报纸。那天的父亲，看上去格外随和，由于天热，他一改平时的正装，随意地穿着一条大短裤。刘红燕体贴地为父亲打起了扇子，一边扇扇子，一边缠着他讲故事。不经意间，她的目光落在了父亲的腿上。赫然，她看到父亲的大腿外侧，有一个碗口大的洞。刘红燕吃惊地询问父亲，洞是从哪儿来的？父亲回答说，是战争年代受的伤。至于具体是怎样受的伤，他并没有多讲，刘红燕也不敢问。

    这个意外的发现，让刘红燕对父亲在仰慕之余，又多了一层好奇。长大后，刘红燕学了医，结合专业知识，她“看懂了”父亲腿上的伤。“那是一处刀伤，大刀从爸爸左腿外侧砍进去，内侧穿出来。受伤部位的肉全掉了，伤好后，就留下了两个洞，两个洞之间，是父亲的大腿骨。”刘红燕为父亲感到庆幸，“幸好这一刀，没有伤到大动脉，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长大后的刘红燕，也了解了父亲受伤的原因：“爸爸的刀伤，是在红军时期受的，他那时是红九军团的一个指导员，在参加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多次受伤，仍坚持杀敌。有一次，他实在不行了。倒在阵地上，正在接受抢救，敌人突然攻了上来。危急时刻，九军团卫生部的卫生员刘洪辉，背起地上的爸爸就跑，救了爸爸一条命。部队安全撤退后，不等伤口痊愈，爸爸又投入到新的战斗。”

    想起牺牲的战友，钢铁将军流泪了

    1936年春，红九军团在四川金川以北的松岗改番号为红三十二军，下设三个营，刘昂任第一营教导员后，部队继续前进。

    从丹巴向道孚进军途中，横亘着大雪山脉中段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山，这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最大的雪山，其主峰党岭山积雪终年不化，有“万年雪山”之称。山上气候变化无常，要避开暴风雪的袭击，必须在每天中午前通过顶峰。

    刘昂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山，越上越高了，空气也越来越稀薄了，慢慢地，终于连身体最好的人也越喘越厉害了，“我们是一块儿的人，不能丢下一个！”崇高的阶级友爱鼓舞着每一个人，大家都互相鼓励着：“快走吧！快爬过山顶了！”只要是身体稍好一点的，就都自动地帮别人扛枪，扶那走不动的同志。中午十一点的样子，快到山顶了，四周是云、雾、雪一片，明明是崎岖的山岭，看来却像是广漠的平原。空气实在太稀薄了，大家都大口地喘气，头晕欲倒。有的实在支持不住，真的倒下了，转眼间就被深雪埋得无影无踪。战友的牺牲，并没有吓倒我们，同志们更坚定地前进着。山顶终于踏在我们的脚下了。为了摆脱这稀薄的空气，一越过山顶，我们就向山下直跑，有些同志走不动了，就坐在雪地上让别人推着走，我们就这样把风雪笼罩的山顶甩在背后了。

    战争年代的这些记忆，刘昂很少跟孩子们讲。他把经历的艰苦和磨难，都化作动力，用在了工作上。刘红燕回忆说，在父亲生命的最后那段日子，由于病痛的折磨，他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住进了医院的父亲，有了大块的时间，看起了正在播出的电视连续剧《长征》。电视剧唤醒了他深藏的记忆，那些活泼泼的战友，那些消失已久的可爱的面孔，一一涌上心头。他流着泪看，流着泪对女儿讲述。在女儿眼里，一向顶天立地的父亲，多了几分慈爱与柔情。

    山城堡战役，他所在的团消灭1000多敌人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蒋介石惊叹之余，命令胡宗南向红军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时任红三十二军第二八团政委的刘昂，率部参加了山城堡战斗。

    上世纪70年代，刘昂在接受采访时，曾讲到参加这次战斗的经历。开战前，彭德怀到三十二军召集团以上干部会，作了战斗部署。三十二军的任务是打侧翼，与兄弟部队一起包围敌七十八师。部署完后，彭德怀诙谐地说：“你们军长罗胖子有办法呀，既懂战术、又懂技术……这次山城堡战斗，你们三十二军在他的指挥下也一定能打个漂亮仗。”

    彭德怀说的“罗胖子”，是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罗炳辉确实没有辜负彭德怀的期望。战斗开始后，他命令二八团抄近路截断敌人退路，自己则亲率两个团向敌压过去。经过一昼夜激战，山城堡战斗大获全胜，仅二八团就消灭敌人1000多。

    在讲述战斗经历时，刘昂讲战友、讲领导，讲勇敢的战士们，却很少提自己。为此，刘红燕一直感到惋惜：“我对爸爸的战斗经历了解得不多，他总是那么低调。”

    一生低调，很少跟孩子们讲他的丰功伟绩

    一向低调的刘昂，做起事情并不低调。他的履历表上有这样一串文字：“建国后，任南京步校校长，炮兵副司令员，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空五军政治委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越战争，曾三次光荣负伤。”

    刘红燕说，父亲在空五军当政委期间，还兼浙江省委常委负责文教卫生，那时候，“四人帮”某骨干每到杭州都指明要刘昂陪同，想拉拢他。刘昂于是每次都借故住进疗养院。这位骨干很恼火，在公开场合点了刘昂的名。刘昂对此毫不畏惧。于是，就有人写了刘昂的大字报，借机整他。还有人找到刘红燕，让她和父亲划清界限。刘红燕不仅没和父亲“划清界限”，还把大字报的内容告诉了父亲。

    面对诬陷，刘昂只是淡淡一笑。随后，他把最机密的文件交给女儿保管，并叮嘱女儿要好好珍惜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其他的事情不要管不要问。后来，等事态平息了，刘红燕将文件原封不动交给父亲，父亲微笑着向她点了点头。那一刻，父亲的形象格外高大。

    将军柔情，铁面威严挡不住父爱浓浓

    小时候， 刘红燕对父亲又爱又怕，“他对我们的要求很严。公家给他配的车，他从来不让我们坐。有时候，趁着他回家，车停在院子里，我们爬上去玩，这摸摸、那瞧瞧，羡慕得不得了。老远看见爸爸来了，我们赶紧溜下来，躲到一边。”

    就是这样一位严肃得有点不近情理的父亲，其实心底里对儿女们装满了浓浓的父爱。上世纪70年代，刘红燕在杭州上大学期间，有一次发胆绞痛，被送到医院。那时候没有B超,不知道是胆结石引起的疼痛，医生一时半会下不了结论，只得住院观察。正在上海开会的刘昂，知道女儿无缘无故腹痛，很是担心。忙完白天的工作后，他连夜赶到杭州。

    当看到父亲的身影出现在病房门口时，刘红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惊喜中，刘红燕的病情很快稳定了。在心底里，她多么希望父亲再多陪陪她，但父亲看到女儿转危为安，却立刻决定动身回上海。临走之前，他对身边的院长丢下一句话：“不要搞特殊，住大病房。”

    多年以后，回想起那次生病，刘红燕说：“要不是那次生病，我真不知道爸爸原来是那样爱护和关心我们。他威严的面孔下，藏着的是对我们浓浓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