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的痛苦从何而起：最好解释仍是“文明冲突

    大约10年前，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引进中国时引发一场巨大的争论。虽然裴敏欣试图以这并不是一本严肃的政治学著作来为他的老师缓颊，但还是无法降低这场讨论的热度。

    2008年，老先生已经作古，但这场讨论并没有随之走入沉寂。近日，在一个研讨会上，当一位专家谈起“文明冲突论”时，依然给予其激烈的批判。“文明冲突论”在学理以及概念定义上有着易于察觉的瑕疵，这一学说本身所揭示的真相也令人难以接受，甚至有点不寒而栗。但是，在观察现实世界时——从科索沃战争到“9·11”事件，再到阿富汗战争，学说本身所具有的解释力却令人不免信服。

    有时候不免私下感到庆幸，在我们这个无聊的时代竟然还能够遭遇巨大国家的解体。是的，我指的是苏丹，随着2011年1月由联合国所组织的那场公民投票，南苏丹于当年7月9日宣告独立，从而也终结了苏丹作为非洲最大国家的历史。

    但正如二战后非洲国家所普遍遭遇的命运一样，独立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与繁荣也毫无干系。分治之后的南北苏丹很快便在边界线附近开始了零星的战斗。而最近，随着围绕哈季利季油田争夺的加剧，苏丹政府对南苏丹宣战。

    当我们试图解释这一切时，石油可能是第一个快速闪过的念头。但这一解释充满了思想上的懒惰，禁不起推敲。因为南北之间的战争，早在上世纪50年代苏丹独立之前就已上演，而直到1978年南方蕴藏的丰富石油资源才被发现。围绕石油资源的争夺充其量只能说是苏丹南北之争的充分条件。

    抛去“理所当然”的思维陷阱，回溯苏丹的历史，我们或许会无可奈何地发现，能够解释现状的最有利的知识工具依然是“文明冲突论”。

    沿着撒哈拉沙漠南缘，大至的北纬12度线，在非洲东北部地区有一条深刻的人文断层线，它横跨苏丹和乍得，将穆斯林聚居的北方和非穆斯林聚居的南方分割开来。在当地人的语境中，也将“阿拉伯人”和“非洲人”分割开来。北方讲阿拉伯语，因为地缘因素，文化上广受中东地区的润泽；而南方则是尼格罗人种，信仰原始宗教，说的是土著语言。总之，在北方人看来，相较于南方，他们拥有文化上的巨大优越感，形成文化上的歧视也在所难免。

    因此，南方与北方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北方的商人就经常掠夺南方，攫取奴隶和象牙。在南方，奴隶贸易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口口相传，形成了对北方人愤懑和仇视的情节。而北方人则一如既往地以轻蔑和侮辱的态度对待南方人，把他们称作“阿比德”（意为奴隶）。

    在殖民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内，南北苏丹分别由两个互不隶属的英国行政当局管理。这使得苏丹内部的巨大差异进一步固化。由此也种下了苏丹日后纷乱的种子。1954年，苏丹内部筹备独立之时，全国上下800个文官职位，只有6个给了南方人。

    苏丹的痛苦在非洲并不是特例，在其周边的乍得、埃塞俄比亚等国也有着类似的情形。多元并富有差异的文化相互交融与碰撞当然是形成文化盛世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的隋唐盛世正得益于此。但同时无法忽略的是，如果文化的差异主要造就的是歧视与偏见，而不是彼此宽容和试图了解、探求对方的渴望的话，那么就绝非文化之幸。如果更不幸而由此酿成政治权力分配上的巨大分野，那么距离动荡，乃至人道主义灾难就为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