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军史上的野营训练 数次引起毛泽东高度重
在军中素以“虎将”著称的王必成,1960年5月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11月免兼),主管军区的军事训练工作。王必成到南京军区工作后很少待在机关,经常带领机关人员下连队、蹲基层。他要求军训部门解放思想,敢于打破清规戒律,大胆进行训练改革,强调一切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训练。在他的精心组织下,军区的军事训练搞得轰轰烈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成果丰硕。其中就包括他发现并在南京军区总结推广,后来闻名全军的训练典型“郭兴福教学法”。
1962年春,台湾国民党军猖狂叫嚣反攻大陆,阴谋策划窜犯东南沿海地区。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充分做好准备,决不让国民党军的阴谋得逞。中央军委及时抽调兵力投入紧张的备战工作,加强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御。根据军委的指示,在南京军区党委领导下,王必成迅速组织部队改变原定的年度训练计划,转入紧急备战训练,突击解决作战急需的战术技术问题。到6月底,军区部队基本完成各项备战工作,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在紧急备战行动中,南京军区部分机关和部队暴露出一些问题。有的单位长期驻守城镇,缺乏野外行军、宿营的基本经验;有的单位战备观念淡薄,存在和平麻痹思想,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备战任务的完成。王必成深思熟虑后向军区党委提出,将部队拉到野外生疏地区进行实兵、实装、实弹综合演练,让指战员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下得到锻炼和提高。在取得军区主要领导支持后,王必成具体组织部分野战军机关和团、营部队野营训练的试点,练走、练打、练野炊、练宿营。通过野营训练,参训部队的野战、野外生存能力明显提高,并取得了初步经验。
1963年4月,毛泽东外出视察途经南京。12日,王必成向毛泽东汇报南京军区军事训练情况,重点汇报了部队野营训练的做法。毛泽东问道:“你们是怎么训练部队的?”王必成回答:“进行野营训练,部队拉出营房走它几百里。和平建设时期,用‘野营训练’的形式锻炼部队,效果很好。”毛泽东又问:“怎么走啊?”王必成解释说:“开始走大路,后走小路,最后走山路。”“天黑下雨走不走?”毛泽东进一步问道。“天黑下雨也走!”王必成回答说。“部队怎么住?”毛泽东关切地问。王必成马上回答:“住民房,跟老百姓住在一起。”毛泽东听了非常感兴趣,又问:“老百姓欢迎不欢迎?”“地方党政群众给我们军队很大支援、很大鼓舞!”王必成说。
毛泽东继续问:“全军是不是都用这种方法?”王必成解释说:“据我了解,冬训全军都在进行,方法可能不一样。”听了王必成的回答,毛泽东对南京军区部队野营训练的做法当场予以肯定和表扬:“你们这种方法很好,应该在全军用这种方法,应该推广这种方法。”不久,毛泽东与王必成的重要谈话纪要被送到了军委和总部。很快,野营训练成为部队年度军政训练中一项综合性的检验课目在全军普遍推广开展起来,各部队掀起野营训练的热潮。
这年冬季,王必成组织军区部队开展了更大规模的长途野营训练,参训部队比上年增加了一倍。长期住城市的军区领导机关第一次到远离城市的荒山僻野进行野营训练,各野战军、省军区和警备区机关也分批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野营训练。通过野营训练,有效增强了机关、部队在复杂艰苦条件下的适应能力,促进了战备工作的落实。“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军事训练受到严重冲击,野营训练也被弃之不用。恢复野营训练始于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后,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军事训练再次被强调,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以野营训练的形式开始恢复。从这年下半年到1970年初,新疆、沈阳、济南军区的一些部队在组织单项训练的基础上,走出营房进行综合性的野营训练。为提高部队能走、会打的本领,他们在野营训练中增加行程、加大难度、提高速度,取得了良好效果,部队的野战生存能力明显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