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中央医院给首长看病

　　1914年生于四川，1938年奔赴延安，是延安中央医院首批护士，曾为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担任保健医生。抗战胜利后随八路军接收东北，参与黑龙江嫩江地区土改。解放后任国家纺织工业部基本建设处处长等职

　　季明是一个地道的老革命，1938年，为了到一个“真正抗日”的地方去，她瞒着亲人，放弃富裕安逸的生活，走上跋涉之旅。这一去，她再也没有回过四川老家。这位“出走的娜拉”，在延安找到事业和爱情的归宿。她当上延安中央医院首批护士，还被选中担任中央首长保健医生，出色的护理业务受到延安干部群众的称赞。她在这里遇到了她的终身伴侣罗日运，两人一起走过近70年岁月。

　　旗袍领子里缝着八路军介绍信

　　1937年，中共中央随红军主力迁入延安。这个民主抗日根据地，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殿。大批青年学生从沦陷区、国统区、大后方奔赴延安，季明也是其中一员。那时，季明甚至还不知道中国有共产党，她一心想要打鬼子，便提了一只木箱离家出走。

　　我出生在四川开县一个小地主家庭，家境比较富裕，从小吃饭穿衣都有佣人伺侯。1938年，我正在开县高中读书，很多东北人在“九一八”事变后逃难到四川，他们宣传东北形势，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唱歌、演话剧呼吁抗日。我们青年学生深受打动，很想去打鬼子。学校里有一位姓宋的先生，他看到我们几个同学积极要求抗日，就找我们分别谈话。他说只有延安才是抗日救国的地方，但延安到处是荒山，走路无平地，老百姓穷得一辈子洗三次澡，你们去了吃的穿的都会远不如现在，你们能不能吃苦？我说，能吃苦，为了打鬼子什么苦都能吃。

　　宋先生没有说明他在教师之外的身份，后来我才明白，他应该是地下党组织成员，那时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只是一腔热情要抗日。

　　我和两个女同学一起上路。我随身只带了一只木箱，装了几件衣服，一条毛毯。整个路程都是徒步，实在累了就雇滑竿轿子坐一会儿。走到宝鸡，两个同学受不了苦，不肯再走。她们说在后方也一样可以抗日，劝我也回家，我说我一定要去延安。我们就这样分手了。我想她们俩的家也许比我家更富裕，所以豁不出去。

　　我一个人从宝鸡走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拿到去延安的介绍信。介绍信必须藏好，听说之前有人藏在鞋里都被国民党查出来了。我想了个办法，把信缝在旗袍的领子里。就这样，我坐敞篷火车到延安，下车后又走了十几里路才到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命名“中央医院”，为群众服务

　　在季明刚到延安的时候，当地几乎没有大型正规医院，原本有一所边区医院，1938年秋，日机狂轰滥炸，该院被迫迁往安塞。缺医少药成了延安的大难题，在中共中央部署下，延安中央医院于1939年11月成立。医院最初定名为“中央干部医院”，毛泽东不太同意，他说：“叫‘干部医院’，那老百姓有病看不看呢？我看，还是叫‘中央医院’好，面向延安和边区党政军民，为群众服务。”当时在季明刚到延安的时候，当地几乎没有大型正规医院，原本有一所边区医院，1938年秋，日机狂轰滥炸，该院被迫迁往安塞。缺医少药成了延安的大难题，在中共中央部署下，延安中央医院于1939年11月成立。医院最初定名为“中央干部医院”，毛泽东不太同意，他说：“叫‘干部医院’，那老百姓有病看不看呢？我看，还是叫‘中央医院’好，面向延安和边区党政军民，为群众服务。”当时中共的领导人陈云、李富春等，对医院的筹建都给予大力协助，陆续组织抽调了一批具有初、高中学历的女青年到医院担任护士。季明被选为第一批护士，分配到内科。

 　　我们第一批护士有16人，大多数没有医学基础，边培训边工作。一天在岗12-14小时，除工作8-10小时之外，下午两点到四点上业务课，晚上六点到八点上政治课。工作不久后我当上了内科护士长，中央医院主任何穆夸我干得好，帮了他很大忙。1941年，我被评为特等劳模，全院只有我一个，中央奖励了我一件延安自纺呢料衣服。

　　中央医院的环境和设施十分简陋。病房和手术室用炭盆来取暖，卫生用品和医疗器械都要反复消毒多次使用。有个别刚到延安不久的医生，还曾因医院的医疗器械奇缺，感到无法开展工作，找院长大吵大闹过。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熏陶锻炼，医护人员都学会了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治病救人。

　　整个山坡布满了一层层的土窑洞，医院在第13层，我每天上班相当于要爬13层“楼”。那时年轻，身体好，虽然天天只有小米饭吃，连菜都没有，但上上下下爬几次13层也不觉得累。医院人手不足，我们护士什么工作都干，给病人喂饭梳头，打扫病房卫生。手术用过的血纱布我们拿到河里去洗，洗完交给消毒科放进蒸锅消毒。医疗器械更匮乏，有限的器械都是宋庆龄等民主人士帮忙募集的，病人轮流使用，针头针管也是用完一次消毒后再给下一个病人用。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当时没有办法。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延安封锁加剧，任何物资都不可能进入延安，医院只好让延安兵工厂制造医疗器械。由于食品和物资严重匮乏，毛泽东发动延安的学生，自己生产，丰衣足食。对医护人员来说，大生产的任务更重，不仅要让自己吃饱，还要让病人吃好。

　　为了改善病人伙食，我们在医院附近的空地自己种麦子、磨面，保证病人每星期能吃上一次馒头，甚至吃炒面片。我们还种白菜，病人吃白菜心，我们吃白菜帮。

　　我们不但不领工资，每年还要上交一石二斗米的公粮。男同志在山上种小米、锯木头，女同志种蔬菜、纺棉花，每人都有规定的任务量。每天除了工作，还要在早上8点多钟到菜地里干活。此外，还要拾马粪，割青草，卖了赚钱好买粮食。那时延安没有多少马，马粪都不好找，每天下了班，见到马我们就跟在马屁股后面走，它拉一坨，我们捡一坨。

　　延河边的爱情

　　1942年，季明来延安的第四年，与江西籍长征干部罗日运结婚。当时延安的男女比例是8：1，组织上十分热衷安排长征干部与城里来的女学生相识结婚，贺龙与薛明，邓小平与卓琳，都是当时的经典“成功案例”。

　　我和罗日运相识缘于他来看病，来了好几次。后来有同志给他介绍说，这位季明护士长是特等劳模，很优秀，叫罗日运抓住机会。也有不少人给我做工作，我说，我可不想找长征干部，我想找个知识分子。人家劝我说，知识分子并不好，滑头，伤害人哩，还是长征干部可靠。就这样在人们撮合下，我们俩好上了。我工作非常忙，两人见面机会很少，平均一两个星期能见上一次，一起到延河边散步。延河边随处可见一对对的情侣，延安的青年都在那里约会。

　　一年多以后，我俩结婚了。我跟罗日运说好，结婚可以，不要孩子，一是延安条件太苦，二是我工作太忙。他很支持我。延安太艰苦了，我有个女同事生完孩子，根本喝不到牛奶，费尽周折能搞到点羊奶。生完孩子马上又去工作，孩子在家里没人照看，头皮被老鼠咬了个洞，实在可怜，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打定主意不在延安要孩子。我们的儿子是在1953年出生的，那时我们已在北京工作。

　　婚后我们也是一周见一次。平时我要住在医院，20个护士睡在一张大通铺上，我是护士长，4人一间。罗日运当时的级别相当于现在的部长，有自己的房子和办公室，有秘书和厨师，能吃上土豆和馒头，在延安算是很好的伙食。跟他同级别、住得比较近的干部有八九个，他们的老婆都不工作，跟老公享受一样的待遇。只有我一个人上班，每周末回来一次，下班到罗日运那里都是深夜，赶不上晚饭。星期一早上天一亮我就要返回医院，早饭也顾不上吃。其他干部都说，季明同志真奇怪，罗日运的伙食这么好，她却不吃。他们不知道，我是真没有时间吃。

　　江青住院，毛泽东交待不许搞特殊

　　据后来统计，中央医院妇产科在延安8年接生的孩子有3000多个，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女儿李讷。1940年7月，江青来到中央医院妇产科住院待产。毛泽东特别对医护人员交待，绝不许江青搞特殊化。

　　当时是毛主席送江青来的，他把我们这些医生护士叫过来说：“江青是个普通病人，你们照医院的规矩干，不要以为是我老婆给她优待。她要搞特殊化，你们就跟我报告，不报告你们就不是党员。”其实江青确实没搞什么特殊，要搞特殊也没法搞，医院条件实在太艰苦了。 

 　　江青住院期间，毛主席几次来看她。有一次，石昌杰副院长代表大家反映说：“医院附近山上的某单位安装了一台发电机，发动起来噪音很大，影响医院工作和病员休息，医院多次反映了意见，仍没有得到解决。”

　　主席说，等江青出了院，我给你们解决。之所以要等江青出院才解决，是因为毛主席怕人家以为江青搞特殊。江青在延安不得人心，有点张扬，会骑马，演员嘛。邓大姐和蔡畅大姐讨厌她，她们都怀念贺子珍。江青每个礼拜都和毛主席一起去杨家岭看首长，首长夫人们对她都不亲近，我们也不喜欢她。

　　江青出院后，山上那台发电机果然搬走。一个多月后，中秋佳节，主席住的枣园里收获了枣子，他请我们这些照顾过江青的医护人员开茶话会，吃枣喝茶，又请大家吃饭，庆祝李讷满月，并对医护人员表示感谢。

　　杨家岭三个重病号：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

　　为筹备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从1942年底开始，在抗战前线和国统区工作的中共中央领导陆续回到延安，住在杨家岭。毛泽东找延安卫生部领导谈话，说这些首长多年在前线打仗，条件艰苦，身体都很差，请组织一个医疗组，给首长检查身体治疗疾病。卫生部研究决定，派季明和苏联医生阿洛夫来完成这个任务。

　　那时延安已经开始整风运动，整的几乎人人是特务，空气紧张，因此这个医疗组不敢派太多人参加，只选了我和斯大林派来的阿洛夫，别人都不敢派，怕是特务。选上了我，大概因为我丈夫罗日运是参加过长征的干部，历史清白，我在政治上也算可靠的。医院领导找我谈话时，只说去杨家岭执行特殊任务，没有说做什么，而且嘱咐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去哪里。出发的时候，连罗日运都不知道我去干什么。

　　到杨家岭后，最先见到任弼时，这才知道我的任务。任弼时告诉我，政治局书记处首长18人，前方首长10人，我负责配合阿洛夫，给这些人检查身体。药品和器械是宋庆龄和苏联方面资助，非常珍贵，不能给其他人用。“办公厅拨给你一处房子，专放这些药品器械，除了你，不能让任何人进去。”

　　在这20几位首长中，有三人是重病号：彭德怀在前线拉了十年痢疾，没有药，一直吃石灰水；刘少奇肠子下坠，每天只能吃点稀饭，已经拖了很长时间没医治；任弼时长年患心脏病，过去也没好好治疗过。

　　彭老总是最难做工作的，他忙得很，又要开会，又要指挥前方，天天看地图看文件。我想给他做检查，可他一直在工作，我也不好打断。我只好去找他的警卫员商量，一旦彭老总休息，马上叫我去。有一次，在警卫员帮助下，我趁彭老总休息的20分钟终于逮住他，做常规检查后，请他给我一些大便样本。彭老总感到不好意思，说：“季明同志，这个太脏了吧，真是辛苦你埃”我劝慰他说，我就是做这个工作，不要紧的。

　　在为任弼时检查身体的过程中，我和他的夫人陈琮英成为好朋友，我俩几乎无话不谈。大生产时中央领导也和普通干部群众一样有生产任务，任弼时有心脏病，不能纺线，他的任务都要陈琮英代替完成，她一人要纺两份，我一到礼拜天就去帮她，边摇纺车边聊天。

　　1943年夏天，周总理从重庆回到延安，我每天都去他所在的窑洞--周总理身体很健康，我是去给邓大姐看妇科病。我每天早上8点去，总理刚好是每天8点在院子里锻炼，所以天天都能见到。总理每次见我都会热情地打招呼：“季明，你给大姐治疗很辛苦啊！”我说周副主席这是我应该做的，他马上说，以后不要叫我副主席，叫我恩来同志。

　　中央办公厅送马给我饯行

　　季明在杨家岭工作了三年。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丈夫罗日运即将被派到东北搞战后接收工作。当时江青看中了季明，点名要她作自己的私人保健医生。刘少奇的妻子王前好心提醒季明，给江青作保健医恐怕不容易，她的脾气“难伺候”。刚好季明也想和罗日运一起去东北，趁势向中央提出调离杨家岭，和丈夫一起北上，得到首长们的支持。

　　临行之前，每位首长和夫人都送了我纪念礼物，我记得蔡畅大姐送了一块延安呢料，彭老总给我包了一大包奶粉，让我在路上冲水或者干吃。任弼时说，季明同志三年来工作这么辛苦，中央办公厅送她一匹牲口（即马）作为纪念。那时候有匹牲口可不容易，去东北那么远的路，普通战士都是徒步行军。一路上，我和罗日运的牲口都是和同志们轮流骑。

　　到东北局之后，季明不再从医，转而搞群众工作，后来又在东北的几个工厂担任军代表和厂长。这时，她离开家已经近十年，生活终于安定下来，她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

　　我把信寄给叔叔，因为父母死得早，叔叔婶婶给了我很多照顾，还教我读书、做家务。可我不知道，叔叔在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小叔叔有一天去邮局取自己的信，无意间发现有个信封上写着我死去叔叔的名字，他把信拿回去，家人拆开一看，竟然是我，季明。家人惊喜地说：“哎呀，她还活着呀，我们还年年给她‘供果’呢！”

　　家人以为季明早已在战乱中离开人世，他们不知道，她在延安经历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