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与俘虏：朝鲜战场两小人物的不同命运
牟敦康
烈士与俘虏走向朝鲜战场的两个小人物的心路历程
牟敦康和他的战机，至今仍沉睡在海底。
60个年头了。牟敦康的家人，开始重建有关他的历史记忆。他的人物肖像拼图，在发黄的档案文献与亲友口述中，日渐完整和清晰。
在抗美援朝的大和岛空战中，飞行员牟敦康不幸坠海牺牲，被追认为一等功臣。2011年11月30日，是牟敦康就义60周年纪念日。部分志愿军空军老战士、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空军领导同志的后代，在北京聚集一堂，缅怀英雄事迹。
数千里之外，在台湾海峡的另一边，一个叫金枫的老人，也时常会将思绪拉回到60年前的朝鲜。他没有牟敦康的荣光，只是战场上的一个担架员，且成为美军俘虏，最终去了台湾。但比牟敦康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迄今已经81周岁。
这是一个烈士和一个俘虏的故事。他们并不相识，赴朝参战是他们唯一的交集。
无关抗美援朝的宏大是非，我们只是记录他们如何一步步自愿走向战争的心路历程。
童年：鬼子来了
牟敦康的童年是在山东日照县（现为日照市）牟家庄度过的。他生于1928年，北伐战争正接近尾声，日本出兵占领青岛，并制造了济南惨案。牟敦康的父亲牟宜之（1909-1975，革命者、诗人）19周岁，已于3年前参加革命，4年后，又在共产党领导的日照暴动中现身。国民革命军、共产党、军阀还有以日本为首的外国势力，构成牟敦康成长的战乱与革命环境。
“天性倔强爱打仗，不得一般叔伯欢喜。从小就喜爱看小说（带划[画]的），与这类的故事。羡爱看一些有武艺的能人，羡爱当兵拿刀枪的打仗。及长，父亲问长大干什么？当兵！父亲就奖（讲）有种。”（注1）牟敦康的性格，有着明显的时代气候影响。
八岁的时候，他随父亲去了济南。“在学校不守规则，与教员打架”，因此而被开除。相较于同龄人，牟敦康体力较强，且打架爱拼命，致使即便能打过他的同学都怕他三分，“这样养成了高人一头、英雄主义思想意识，敢作敢为、什么都不怕的性格。”（注2）
在济南待了九个月后，牟敦康放假回到日照老家。此时已是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很快爆发，自己家乡的抵抗军队都跑了，日军进了村，并设了据点，他为此曾短期随家人逃难去祖母家。他有些苦恼，感怀日军的侵略与欺辱，认为“当兵打鬼子”是最有意义的人生，但同时又觉得“这种动荡不安定的生活很有意思”，“很热闹，听到打仗的炮声与枪声特别愉快。”（注3）
父亲牟宜之在日照暴动后，曾去日本留学，1935年归国后任《山东日报》社社长兼总编。抗战后，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济南北100公里处的乐陵县县长，这期间曾协助萧华等人建立八路军支队。牟家家境原本还好，1937年后随日军经常性扫荡而陷入败落，在村里算是“破落地主”。（注4）在外县的父亲很难给予援助，家庭缺乏劳动力，又因日军入侵而受损，所以牟敦康开始半读半农，一直到13岁与老师打架而彻底辍学。他在自传中称教师“是一个势利眼、色鬼，后来当了汉奸”。
牟敦康对日军和汉奸的仇恨与日俱增，这和他亲历的现实有关。“此时鬼子统治更严，对待中国人也更加残酷。因年龄增加，头脑渐清，看到捐税的严重，一般人家都要吃糠咽菜，生活空前的痛苦困难。眼见耳闻同胞被残杀，村中邻人也经常被打得半死不活。”（注5）
比牟敦康小三岁的金枫，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勃利县人，从小也生活在日本人的阴影下。他出生那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我六七岁记事的时候，长辈都不跟我讲中国人，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满洲国人。”金枫说。（注6）
金枫家是富户，在农村有些地，父母亲还在城里经商。“后来做不下去了，满洲国那个警察，看你家赚钱多就来跟你讲：把钱给我，你要是不给我，我就给日本官讲。当时当县长的是满洲国人，副县长是日本人，可是副县长说了算，正县长说了不算。要是不把钱给警察，他就向那个日本副县长讲你告诉小孩子是中国人。日本人知道谁讲中国人，就杀头。要讲满洲国人才行。”
金枫说，经不起警察的敲诈，在他七八岁的时候，家人就放弃在城里做生意，回农村种田去了。家庭仍然富有，以至于他可以一直读了7年书。课本上以教满语和日文为主。
1945年抗战胜利，对金枫而言是个生活上的转折。“我们东北是个怪地区，民国元年到民国20年，是张作霖管，他不讲中华民国，他讲满清。民国20年到民国34年，末代皇帝溥仪到东北做皇帝，也讲清朝的事情。所以一直到1945年，我14岁，才开始不再过满清生活。”金枫说，伪“满洲国”强调长幼有序，长兄如父，他从七八岁起，就要站起来和比他大两岁的哥哥讲话。女孩子做针线活，走路要规规矩矩，不能蹦蹦跳跳，到了十七八岁就要嫁人，“如果女孩子到十九岁还没嫁人，那在村庄就呆不住了，没有办法了。男孩子也一样，到了十九岁不结婚，这个村庄就看不起你了。你结不起婚，表示你没能力。”
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与伦理秩序中成长的金枫，很快就要接受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哲学。
追随共产党闹革命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两党就开始抢占东北。“哈尔滨以北，中共去了，哈尔滨以南，国民党去了。一胜利了，我爷爷就盼望关内的中央军来，不盼望共产党，他说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共妻，没个主张。”金枫说。
金枫所在的勃利县位于哈尔滨以北，中共很快占领了那里。他家受到了清算。“我家里是有钱的，有田地，有车有马，共产党把我家划为富农，就开始斗争。”金枫说，清算的工作也有反复，第一次清算工作团没有杀人，他家的田地和六匹马被分了出去，“都是东北年轻人当干部，干部一走，穷人就把马给我们送回来了。我爷爷六十七八岁，在地方上有点地位，他们都叫金三爷或三叔什么的。他们说，三叔，我人穷志不穷，干嘛拿你的马？反正清算工作团走了，我还给你。马也还回来，田也还回来。”
但事情并未就此终结。又来了更猛烈的第二次清算。富农并未被枪毙，但生活开始急转直下。“一夜之间我家什么都没了，光剩个房子，空壳子。连床铺都没了，被子褥子全没了。”金枫记得，那时候的口号是“贫农雇农团结中农，斗争地主富农”，他本人的学业因此中止，并且被要求去烈属、军属家庭做工。
“做工还要受气，地主、富农的子弟还不能结婚。我这富农子弟是要加倍被批斗的，等到1948年，我十七岁，那时候中共要在村庄里找有学问的人接受中共教育，出来当干部。村庄里面念书的不多，就十个八个，穷家庭的孩子根本读不起书。看我念了七年日本书，就把我从富农拉回到中农来。”这对金枫是个大好消息，1949年1月份，他收到一封介绍信，推荐其到勃利县中学地干班进修六个月。
“我念日本书念七年，什么都不懂。在地干班念了六个月，整个脑子共产主义。”金枫这个曾经的斗争对象，开始成为共产党的拥趸。
牟敦康不像金枫，他对共产党一开始就有好印象。1942年，他曾多次寻找八路军，希望参加抗日军队，“打鬼子”。“1942年时家中生活特别困难，在秋黄不接的时候，幸村中姓牟的财主多，念同祖借给点粗粮（往年养猪的子「籽」），半饥饿（地）的活下去。家中的树木卖光，生活早已降到社会的下层，再加因父亲的关系，家庭的人们在情感上也靠近八路军。”（注7）
1943年9月，牟敦康被父亲送到八路军根据地子弟学校读书。在这里，他开始对“革命”有了认识，指导员的政治教育，让他“认识了国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并“从本质上认识了民族敌人”。在子弟学校，牟敦康算是文化底子比较高的学生，因此成为股长干事，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但被教员认为不好管理。他有强烈的“个人英雄、小领袖欲”，“在学校曾两次调我出校受训快记（会计）与卫生，因自己考虑，认为那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与愿不符，不能成为英雄，不去。”（注8）
1944年，因日军扫荡，牟敦康离开学校，在家待了一段时间。父亲牟宜之此时是山东军区独立旅政治部主任，他经常央求父亲送他到军队去，“认为军队里光荣热闹痛快，希望打仗，认为这才算名副其实的抗日，从而可以出风头当英雄。”（注9）
入党与参军
父亲并不支持牟敦康参军。他才16岁，太小了。
牟敦康转而央求独立旅的参谋处长赵凌汗，赵与牟宜之商量后，允许牟敦康去独立旅的轮训队学习，1944年12月，又以山东军区名义介绍保送他去抗大（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学习。
这被牟敦康视为入伍的开始。5年后，他在自传中描述当时的心情：“如今多少年的愿望达到了。很高兴。幻想着将来怎样成为一个驾驶飞机或坦克的英雄与指挥官。所以入伍后，情绪很高，虽年龄小，但行军反扫荡也能跟上不落后，并能帮助别的同志学习。”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牟敦康被派去了东北。这很合他的期待，在去东北的路上，虽然腿部受伤，但坚持着不叫苦。他担心遭遇其他同学在后方工作的命运，希望自己能够调到战争正激烈的山海关前方去。时隔不久，他所在的部队，有7人调到1946年3月于吉林省通化市新成立的东北航校。这意味着，他经过受训后，可能成为一名飞行员。
“当时的思想，空军是最好的工作，不用费很大的身体能完成很大的任务，容易出名、出风头，待遇高、生活好，受国家、党的器重，希望很快学好，参加战争。”而如其所愿，他本人的几次编队都调到飞行队。
在这一段时间内，最困扰牟敦康的问题是入党。在抗大时，他曾申请入党，但因手续不合法，需要重新填表审批。抗大因其已离开半年，不予批准，东北航校也以其刚到为由不批。他为此内心很不平衡，“特别因为有些比自己新的同志都是党员，造成对组织不满，对这类的党员不服气，拒绝他们的帮助。曾说，我一点也不比你差……”（注10）一直到1948年，在经过二次讨论入党没通过的挫败后，他才于10月份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入党的波折，大抵和牟敦康的个性有关。在其自传中有比较中肯的自我批评：“因自己参加革命早些，个性又强，不能虚心团结同学……认为水平早够，同志们、支部光计较小问题，委屈了自己，却不去从思想上来认识与检讨不能入党的原因，自高自大，不虚心，个人英雄，不能很好的团结同志。”
东北航校战友吴光裕这样回忆牟敦康：“他性格比较孤僻，对别人话不多……为人耿直，从不绕弯子。对领导有意见会当面提出。有一次，在东北老航校的党小组讨论牟敦康入党，牟敦康闻声，身揣手雷一直在屋外绕圈，不时从门缝里往里张望。后来他对我说：”我就是要看看谁不投我入党的票，我会炸了他。‘“（注11）
这样的性格，也决定了牟敦康在飞行训练时必不肯落后于人。吴光裕称其飞行技术是学员中最好的。
至于金枫，在地干班进修了6个月后，成为勃利县倭肯区（镇）政府的一名干事。他在农村从事的工作之一，是抓“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到农村去和穷人讲，有没有看到地主富农凑在一起暗中开会，准备夺权？有就抓来斗，先下手为强。”
党的吸引力无限。入党问题同样困扰着金枫。他已经爱上共产主义事业，但虽然自己已被划为中农，大家还是把他看做富农的孩子，没有办法入党。这令他内心不平，于是主动申请再去勃利中学地干班读书，两个月后又通过铁道部门招人考试。
金枫在铁路工作刚及一个月，朝鲜战争爆发。又过了五个月，他听说单位开抗美援朝大会，就去旁听。“那个主持人是南方人，他讲，美帝国主义打朝鲜的目的是通过鸭绿江占领东北，你们东北做过日本的亡国奴，还要做美帝的亡国奴么？我一听，当然不做了，我受过日本气，干嘛还受美国气？但铁路局讲，铁路员工不能当兵，战时运输很重要。可我不能不当兵啊，不当兵美帝国主义来了，我又做亡国奴了。当时爱国心强，就这样我偷偷从铁路局逃亡出来了，回家刚好赶上征兵：民夫担架队需要人，一个村庄要四个，征到我哥哥，我哥哥跑了。我说我去，代表我哥哥，就这样出来了。”
金枫也参了军。
朝鲜，朝鲜
去朝鲜之前，金枫已经订婚一年。按照新婚姻法的规定，男满二十周岁，女满十八周岁，才能结婚。1950年赴朝时金枫才19周岁，不能结婚。
未婚妻姓康，送金枫到火车站。在月台，金枫对她讲：我到朝鲜去，半年就回来，半年没有回来证明我死掉了，希望你嫁个比我好的。“她很生气，就光低头也不抬头，等火车开动的时候，我向她摆手，她就转过去，用背欢送我。她妈妈跟着她。就那个时候我心酸了一下子。她和我一样年纪，很漂亮，但那时候我不爱女人，我爱国家。事后想：什么太太不太太，没有国哪有家啊？没有国要当亡国奴，再有家有什么用呢？再有钱也没用啊，得有国才可以。我就到朝鲜去了。整个脑子共产主义啊。”
战场上没有金枫想象的美妙。他首先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中美间的武器悬殊。“那个战争你怎么打？整个朝鲜上空，老美有制空权、制海权，陆军有战车大炮。志愿军重武器运不上去，只有一个人一把枪、五个手榴弹。我们担架队的，只有连长有手枪。”
只经过简单训练的金枫无法适应军旅生活，他总是掉队。“连长是正式部队派来的，南方人，走路像猴子一样快，副连长是县里的一个科长，姓白。下面都是东北人。”而他所在的担架连，面临空袭时也常躲进防空洞内，使掉队的金枫能够慢慢赶上。但有一天晚上，他被炮弹掀起的泥巴打伤，就地休息后，彻底与担架连失去联系。
此时金枫刚刚到朝鲜两个多月。“我就像野马一样到处乱窜，结果有天晚上，也没什么东西吃，我正饿的时候，大概是命里注定，看前面有灯火，到附近一听，里面是志愿军，他们好像在准备武装，背包正要走。”金枫在这里饱饱吃了一顿，一个人蒙头大睡。
在朝鲜从来没睡这么香过，金枫也不知自己睡了几天。等他醒来的时候，听到附近有说话的声音，仔细一听，说的是：“中共指战员们，你们被包围了，过来吧，这边有自由有民主。”
牟敦康和金枫同样意气风发前往朝鲜参战。1950年最后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离家后第八个年头已过去了。这许多年来，今年的渡（度）过可以说在我这些年来最有意义的一年……参加了保卫首都、大上海，如今又将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制定的1951年“计划与决心”中，他写道：“为了保卫祖国的利益，回答党的教养，要在今年为人民立大功，去勇敢地作战……战争是免不了死人的。我要在不断地胜利中看到最后的胜利。”
受过特殊训练的牟敦康并没有像金枫那样处处落后，但在朝鲜还是出现了不适应。他压力很大，且过度疲劳，神经衰弱的老毛病在1951年4月发作，“失眠，心情烦乱，有时尚有些精神反常”，到了六月底，“坚持了三个多月的工作实在有些不行了，记忆力衰退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只好休养了。”（注12）
这几年来，牟敦康的父亲牟宜之一直与他通信。“专心学习，努力奋勇杀敌，就是我的最高希望。”在1951年的信函里，牟宜之一再教育他，“今天的抗美援朝就是你唯一无二的神圣工作，神圣任务！我鼓励你全力以赴！”“多打下美帝飞机来”。牟宜之多次强调“胆大心细”，在赴朝前就曾警告牟敦康“今后要作战，更应把握着‘临事而警，好谋而成’，不可徒持不怕死的‘血气之勇’，致支离鲁莽以从事。至要！”（注13）
死亡，是战争中的寻常景象。牟敦康所在的空三师，被赋予重责，但由于刚组建不久，缺乏作战经验，自1951年2月起，先后在飞行训练时发生4起机毁人亡事故，其中包括牟敦康所在飞行大队的飞行员赵国良。牟敦康在日记中提及，赵国良失事前身体不好，经常失眠。战友的死亡让他自责并伤感。
牟敦康是3飞行大队的队长，在朝鲜突然收到母亲安茂青自山东的来信，他们已经失去联系5年。父亲在几年前已经另娶，母亲在信中提及家里的情况，其中祖母的病故令他特别难过，“老人的一生是可怜的，将自己培育的儿女贡献给革命，自己报（抱）着空空的等待死去了。在艰苦的革命战争中，我们是没法照顾的。如今，革命将完全胜利了，我决不能让为革命失去丈夫儿女的母亲也走这样的命运。”
他没有想到，自己比母亲更早离开人世。
长眠或出走
牟敦康生前的僚机（编队飞行中跟随长机遂行任务的飞机驾驶员）严忠祥在1952年2月写给牟宜之的信中说，牟敦康带病参加训练，“上级让他休养，他想到当前工作的重要，坚决不去。后来，身体实在不能支持了，才到了医院。在医院中，他不久就听到了部队参战的消息，那时他的病还没有痊愈，就要求出了院。他归队后，和我们讲，党和人民培养我们多年，现在正是需要我们的时候了。”（注14）
与美军喷气式飞机第一次面对面的交战，是在1951年11月4日。牟敦康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战况：“今天出去遇见了敌人，以六对三十二，将敌人赶跑，这点慰我的心，显显人民空军的气概。”“三号机击落敌机一架，给师打响了第一炮，我的僚机被射中子弹，这是我的耻辱，打了他一发子弹，将要它拿三驾（架）的生命与机来偿还。一礼拜内为我报复，看吧！”
这是牟敦康生前最后一篇日记。10余天后，他给东北航校同学林军写了一封信，提及那日的战斗：“我得空给你好好形容下，那些家伙，那个熊包劲，见了我们坚（简）直是绵羊见了老虎一样，跑都不很会跑了，对我们来说是名副其实的绵羊。”对四日自己“因战术上犯了错误，只击中敌人一架”，没击落美机的战绩，他表示“你老弟真死拉扒克（朝语音译，窝囊废之意）……准备下次见面再以有效的手段好好的教训大老美的空中强盗。”（注15）
这封信写于10月17日，还没来得及邮寄，牟敦康就在30日下午的空战中牺牲。东北军区空军政委周赤萍在给牟宜之的信中描述了这个过程：“在他的正面遇到很多敌人，被他们打散之后，他的前面还有四个敌人正在逃跑。他与他的同伴就不顾一切向敌人猛攻。而由于海内作战，没有经验，目测过低，冲入海内。他的同伴亦同时冲入离海两百米而错觉为两千米，他坚决改正动作，使已挽救，敦康产生错觉，没有纠正而造成不幸。”（注16）
牟敦康冲进了大海。此时，刚刚执行过一次担架任务的金枫，已经被美军俘虏，关进了位于韩国的战俘营。“在战俘营也很危险，因为我整个脑子共产主义。”金枫说，战俘营里70%都是原国民党军人，他们在国共内战中被俘虏，“中共让他们打韩战来。”所以战俘之间也分为两派，互相仇恨，甚至发生流血冲突，经常有战俘被打死。
“每天都死人。看你像共产党就在半夜把你杀死了。后来老美知道了才开始分，反共战俘一个铁丝网，亲共战俘一个铁丝网。”金枫也曾遇到过类似危险，但一个周姓战俘救了他。在周的影响下，他最后选择去台湾。“大概有两万多中国战俘，有六七千选择回大陆，一万四千多回台湾。”
去台湾前，金枫的前胸与后背都被刺上反共口号。这些刺青伴随他几十年，然后被他洗去。现在，金枫在台湾桃园的家中养老，他喜欢讲那个改变他命运的朝鲜战争。
而牟敦康则一直无言，长眠在大海中。
注释
注1、2、3：牟敦康1949-1950年间撰写的《自传》。见《蓝天碧海慰英魂：牟敦康烈士书信图录》第11-15页，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2010年编。
注4：《寻找牟敦康：追寻长眠于海底的志愿军飞行员》，清秋子著。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注5：牟敦康《自传》。
注6：金枫的故事，来自南都记者2011年初于台湾桃园大溪镇对他的采访。下同。
注7、注8、注9：牟敦康《自传》。
注11：《再访牟敦康的战友刘玉堤、吴光裕将军》。《蓝天碧海慰英魂：牟敦康烈士书信图录》第130-133页。
注12：牟敦康日记。现存牟敦康日记仅17篇，时间从1950年1月1日至1951年11月4日。《蓝天碧海慰英魂：牟敦康烈士书信图录》第16-27页。
注13：牟敦康与牟宜之的通信。《蓝天碧海慰英魂：牟敦康烈士书信图录》第30-67页。
注14：严忠祥信。《蓝天碧海慰英魂：牟敦康烈士书信图录》第119页。严忠祥此后不久也在战斗中负重伤逝去。
注15：《蓝天碧海慰英魂：牟敦康烈士书信图录》第109页。
注16：《蓝天碧海慰英魂：牟敦康烈士书信图录》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