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飞入敌特核心组织 冒死送情报救了党中央

钱壮飞设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地
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
他曾打入敌人特务机关的核心,当顾顺章叛变,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面临巨大危险时,他和战友冒死送情报,及时保卫了上海党中央机关;
他和李克农、胡底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周恩来曾多次提到:“如果没有钱壮飞,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了……”
他多才多艺:编话剧、演剧目,设计礼堂、纪念碑,设计红星奖章,还曾为中华苏维埃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题写报头。
由浙江省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纪念钱壮飞的书要出版了。钱泓一直在为这事儿奔忙。
“这本书为收集整理资料用了五六年时间,有关部门称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有关爷爷的材料十分丰富。”钱泓说:“为了纪念爷爷,今年湖州市委还准备制作一期电视纪录片,建一座钱壮飞纪念馆。”
今年66岁的钱泓,退休后把大部分精力用到了收集爷爷钱壮飞的材料上。这些年里,从钱壮飞的出生地浙江湖州到战斗过的城市南京,从北京到上海,从江西瑞金到贵州遵义,直至爷爷牺牲的金沙县,他沿着钱壮飞当年革命的足迹感受爷爷的革命精神。
“一方面是为了缅怀爷爷,另一方面也是追寻爷爷的革命历程,了解爷爷对党的忠诚和坚定。”钱泓认为,这是他作为钱壮飞的后人应该做的。
以医生身份秘密传递情报
外表光鲜实际生活很清贫
在北京西城区的一条胡同里,有一座古老的建筑,它的前身是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1914年,钱壮飞经族亲、著名学者钱玄同介绍,考入这所学校。
在学校,钱壮飞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张振华。张振华出身安徽桐城,家境较为富裕。上学期间,她经常帮助钱壮飞,由于共同的理想和相互关照,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并于1919年10月结为伉俪。
毕业后,钱壮飞在北京的京绥铁路医院工作。在这一时期,钱壮飞先后受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社会进步人士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26年,经张振华的弟弟张暹中介绍,钱壮飞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开展党的秘密工作,钱壮飞利用做医生的有利条件,经常把党的文件和情报装在医用皮包或药箱里,以出诊为名送到党的机关和同志们的秘密住处。
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钱壮飞在外面表现得很气派。“爸爸每天出入坐的是叮叮当当的包车,家里有听差和老妈子,那是侍候客人的。门口经常是车水马龙,客人来来往往。” 钱壮飞的儿子钱江生前曾回忆说,实际上日子过得却很清苦,每天吃的是棒子面和大白菜疙瘩汤。最困难的时候,连上小学学费都交不出,“我时常是穿着露大脚趾的鞋子去上学。”
钱壮飞甚至还要去借钱来满足革命工作的需要。在钱泓家里,还保留了一张当年钱壮飞的借据的照片。“上面清楚地写着借款50大洋。”钱泓说,解放后,李克农知道这件事后,代表组织对钱壮飞烈士的后代给予了生活资助。
补白
三名地下党员同拍电影
片子还被送到日本公映
钱壮飞经常利用不同的职业来掩护革命工作。“除了精通医术外,爷爷还擅长书法、绘画、编辑、摄影和戏剧创作等,这是他从事地下工作的有利条件。”钱泓说,有时是医生,有时是美术学校的教员,有时又当小报的编辑,有时还演电影。“因为电影公司人来人往,便于进行地下工作。”
1925年,钱壮飞与胡底一起参与了徐光华在北京创办的“光华影片公司”。 公司当时拍摄了不少电影。钱壮飞参加了《燕山侠隐》的摄制。在影片中,钱壮飞和女儿黎莉莉(也叫钱蓁蓁)是主演,胡底、张振华、钱江参演。1926年公映,曾被送到日本放映。“片中有三名共产党员参演,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员参与电影事业最早的影片之一。”钱泓说,当时钱壮飞、胡底、张振华都已是党员。
至今钱泓还保存了一张当年这部电影海报的照片。“这可能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一张电影海报了。”钱泓说,此外经他考证,这张海报应该是爷爷钱壮飞设计的。
考入上海无线电训练班
成功打入中统组织心脏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大钊壮烈牺牲,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钱壮飞的身份也暴露了。
经党组织安排,钱壮飞化名“南飞”携一家于1928年初转移到上海。一次,钱壮飞在报上看到上海无线电训练班正在招考,于是报名参加应试,结果成绩优秀被录取。
这个训练班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开办的。由于钱壮飞才华出众,再加上都是湖州老乡,因此,徐恩曾很赏识钱壮飞,在他升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时,就将钱壮飞任命为秘书。
徐恩曾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的亲戚,又是陈果夫留美时的同学。因此深得二人重视,这也使得徐恩曾在国民党中的势力很大。
徐恩曾是个好色之徒,有多个姘头。为了在外面长期和情妇厮混,他让钱壮飞帮他找个安全的住所。钱壮飞爽快地将自己所住的二楼前楼提供给他的情妇居住。
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生前曾经回忆说,他们同徐恩曾的姘头同住一幢房子。“后来她去医院打胎,出院后,就住在我家,睡在我床边。”
“这么做实际上就是一石二鸟。”钱泓说,这样既取得了徐恩曾的好感,又为地下党的联络点和开会场所提供了十分安全的保障。
1929年,徐恩曾调任浙江省建设厅主任,把钱壮飞也带到了杭州。恰巧此时,建设厅正在主办西湖博览会,这是当年国民政府的重大事件之一,在当时以及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因此,徐恩曾十分重视。但由于他对此一窍不通,又无暇顾及,将西湖博览会特种陈列所布展设计等交给钱壮飞全权处理。
钱壮飞素来擅长书法、绘画艺术,又颇具组织才能,从特种陈列所的设计到会务的准备,里里外外井井有条。孔祥熙、宋霭龄、陈立夫等参观了西湖博览会,大为欣赏,认为同巴黎的环球博览会相比,别具风味。
“西湖博览会是中国从来没有举办过的大型博览会,当时很轰动。”钱壮飞的女儿、著名演员黎莉莉曾回忆道。
这次博览会使徐恩曾出尽风头。工作上的得力助手、生活中“贴心知己”,这让徐恩曾对钱壮飞更加器重。
1929年冬,陈立夫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着手筹划设立专门的特务机构国民党党部调查科。陈立夫让徐恩曾担任主任兼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受宠若惊的徐恩曾把筹建事宜交给了自己的“心腹”钱壮飞,并让他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
就这样,钱壮飞成功地打入敌人特务机构的“心脏”。
龙潭三杰齐聚敌人内部
牢牢掌控敌特核心机密
当时的钱壮飞已和胡底、李克农先后联系上。他把敌人准备扩大特务组织并且徐恩曾让自己当机要秘书的消息告诉李克农后,党组织决定,让李克农、胡底同时也进入敌人内部。
经过考试,李克农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随后,钱壮飞又帮助胡底进入无线电管理局。
1929年底,中央正式决定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钱壮飞的女婿刘杞夫担任交通员。特别小组归中央特科直接领导,陈赓负责联系。
1930年初,钱壮飞协助徐恩曾建立了情报机构的秘密指挥机关,办公地址为南京中山东路中央饭店隔壁的一幢小洋房里,在门口挂了一块“正元实业社”的牌子。
钱壮飞向徐恩曾建议以公开新闻采访掩护秘密收集情报的方式,采用新闻通讯社的名称,扩大特务机构在各地的分布,这样既有隐蔽性,又便于开展活动。徐恩曾表示同意,让钱壮飞具体负责处理此事。
于是,钱壮飞利用这个机会,安排了一些自己人进入这些机构。李克农担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电务股长,胡底任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张家眬协助,他自己主持 “长江通讯社”和驻南京的“民智通讯社”,“长江通讯社”是南京的指挥机构。
"长江通讯社’在中央饭店的四楼。”钱泓指着一张老照片说。这张照片呈现的是当年钱壮飞在敌特工作的地方。今年钱泓还去那里参观过。“这是我爷爷战斗过的地方里还唯一保存下来的一个地方。”
当时国民党特务搜集各种情报,都汇集于南京的“长江通讯社”,看到对我党不利的文件,他就在上面盖一个图章,交人收藏起来就完事了。当国民党领导人需要什么情况时,钱壮飞就会把一切过时的信息、文件送上去,以应付敌人。
就这样,打入敌人调查科的“三杰”掌控了南京、上海、天津的情报,他们宛若三颗揳入敌人心脏的铆钉,牢牢控制着敌人的情报机构。
补白
搞设计写剧本多才多艺
在苏区,钱壮飞与李克农、胡底经常合编剧本,以丰富的政治内容和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揭露敌人的反动丑恶面目,鼓舞战士的士气,宣传革命精神。由他执导并主演的《红色间谍》,他执笔编写的《最后的晚餐》等话剧,深受苏区人民喜爱。
当时,钱壮飞还曾兼任过中央苏区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的特约漫画家、高尔基戏剧学校的义务教员。“他的书法也特别好,苏区的许多宣传画、标语都是他写的。最有名的就是中华苏维埃机关报《红色中华报》的报头就是他的墨宝。”钱泓说,在这一时期,钱壮飞先后设计过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公字形公略亭、博生堡和红星奖章等。这些设计构思巧妙,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红军烈士纪念塔的主体造型是一颗直立的子弹形,上面刻着“红军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塔身镶嵌着无数小石子,象征着无数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的英雄。
“爷爷设计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大礼堂很有特点,礼堂是利用四棵树当做柱子,一方面可以起到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利用露在房顶上面的树叶作为礼堂的遮蔽物,起到隐蔽的作用。” 从事过建筑工作的钱泓看过礼堂后说,礼堂内部结构十分巧妙。“当时没有扩音器,他特意将台子突出一块,这样可以让这个容纳2000人礼堂里的人都能听见讲话人的声音。”此外,为了防备空袭,礼堂外面还挖了防空洞用于紧急避险。
智取绝密文件密码本
危急时刻挽救党中央
在国民党特务机构,绝密文件都需要用密码本解密。尽管徐恩曾对钱壮飞十分赏识,但对于密码本的保管,他却对谁都不信任,一直是随身携带,时刻不离身。
掌握密码本就是掌握了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情报。为了搞到密码本,钱壮飞和李克农费尽了心思,终于想出一个计策:利用徐恩曾好色的弱点,将密码本巧妙地得到了。
有了密码本后,钱壮飞发现一些重要的密电仍然不能破译。这时钱壮飞注意到徐恩曾桌子上一本翻得很破的《曾文正公文集》,经过研究分析,发现密码本和这本书配合起来,才能破译密电。
有了打开绝密文件的“钥匙”,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情报皆在由李克农领导的特别小组掌握之中。
1930年年底,蒋介石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南昌行营主任,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企图在3至6个月内消灭苏区的红军。钱壮飞提前获知这一重要消息,并通过李克农迅速报告党中央,使红军有了充足的时间在敌人进攻前做好准备。在这次战役中,红军活捉了张辉瓒,歼敌1.5万余人。
在国民党组织第二次反“围剿”时,钱壮飞再次获取这一重要信息并报告党中央,使红军对敌人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最终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1年4月,任中央特科领导职务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出卖了武汉地下党。为了亲自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坚持说要见蒋介石。4月27日,敌人用军舰将顾顺章押到南京。见到蒋介石后,顾顺章供出所有秘密,其中包括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秦邦宪、王明、向忠发的住址,以及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地点等。
4月25日,正值周末,徐恩曾按惯例又到上海寻欢作乐去了。正在值班的钱壮飞,接连收到6封绝密电报,深感不妙的钱壮飞赶快破译,发现顾顺章叛变,党组织面临巨大的危险。通过电报钱壮飞得知顾顺章还未被押到上海,这就是说他们还有时间。于是,他让担任交通员的女婿刘杞夫连夜乘车将情报转告李克农,由于不是接头日期,几番周折后于27日早晨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迅速作出决断,紧急转移上海的党组织,并切断一切与顾顺章的联系。
为了给党的转移争取尽可能长的时间,钱壮飞在让女婿送情报的同时,决定将子女暂留南京。最后女婿女儿被捕,时年12岁的儿子钱江流浪街头。
当27日敌人准备大肆抓捕时,那里已人去楼空。“但是转移走的时间并不很长,有的仅仅是刚转移几分钟敌人就跟到了。如果再晚一点,后果不堪设想!”钱泓说。
由于钱壮飞、李克农等及时送到情报,使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避免了一次重大危害。周恩来曾多次提到:“如果没有钱壮飞,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了……”
共产党党中央机关的成功转移让国民党气急败坏,蒋介石得知后更是暴跳如雷。
事后多年,徐恩曾在他写的《一个特工的自述》中,自怨“不该重用了钱壮飞”。
可笑的是,虽然事情过去许多年,但当年参与这次行动的一些国民党人员还没有搞清楚钱壮飞是谁。当年任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长的蔡孟坚后来在台湾《传记文学》上发表的《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中写道:“有确实资料证明,大陆陷匪后,匪政权社会部长李克农,即是钱壮飞。”由此可见,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的特别小组当时的隐蔽工作做得相当成功。
为反“围剿”提供有力情报保障
毛泽东称“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由于身份暴露,钱壮飞只得离开南京。几经周折后来到苏区,开始了新的战斗。在苏区,钱壮飞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总参谋部第二局局长、军委二局副局长、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等职,在他的领导下,所属部门二局为保障红军部队取得了一次次胜利,特别是在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中提供了有力的情报保障。毛泽东称赞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就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1935年,钱壮飞在随红军南渡乌江时,不幸牺牲。
1997年金沙县建起了一个钱壮飞烈士纪念碑。2005年以后,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下,金沙县后山乡修建了钱壮飞烈士陵园、钱壮飞烈士铜像、钱壮飞烈士事迹陈列室。如今这里已成为红色旅游基地,每年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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