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港营救文化界、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
在一封未注明时间、但从内容判断应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发出的致香港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的电报原件中，已对“抢救文化人”做出部署：“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将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请先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后集中桂林”、“政治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可先到桂林，新华日报出去的人可来重庆”，信中并特别强调“孙、廖两夫人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人望帮她、他们离港”。
抗战初期，中共设立于香港的机构除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外，尚有中共粤南省委和香港市委等秘密办事机关，各有各的联系渠道。香港沦陷后，秘密营救工作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组织文化人由港岛偷渡到九龙。偷渡指挥部设在湾仔洛克道的一幢洋房里，并在铜锣湾避风塘租用大盘艇作为海上转运站。根据九龙方面传来的情报，日军为了摆脱港九地区粮食和燃料匮乏的困境，决定把一批居民疏散到内地去。为了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从1942年1月5日开始，港岛的文化人先后偷渡到九龙。
“兵分四路”安全脱魔爪
“走在今天的铜锣湾，你肯定想不到，当年撤离路线的起点就在铜锣湾避风塘。我们通过廖安祥的关系租了两条盘艇作为驳船停在维多利亚港当中，当天晚上先通过避风塘的小船将文化人送到驳船上过夜，而后等到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又用小船将文化人偷渡到九龙红?附近偏僻的地方登陆。”杨奇回忆起这段经历，掩饰不住得意。
营救工作的第二步是组织文化人返回内地。早在日军进攻香港以前，东江游击队政委尹林平即指示部队：“一旦战事发生，就要向香港边界靠拢，以便接应在港同志的转移或撤退。”这样，有备而来的东江游击队很快在九龙半岛开辟了两条撤退路线，一是从青山道经荃湾、大帽山、元朗、白石龙进入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二是九龙至西贡经过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的水上交通线。文化人偷渡到九龙后，先进入秘密集中点加以休整，然后由水陆两线分别出发。绝大多数文化人是混杂于回乡难民中经陆上交通线返回内地的，其中包括茅盾、邹韬奋、沈志远、杨潮、胡绳、刘清扬等。走水上交通线的则是那些政治面目已经暴露的人士，包括张友渔、韩幽桐夫妇以及电影明星胡蝶等。
还有一部分文化人是直接走水路撤离香港的，他们大多是居港时间长、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电影界、戏剧界人士，走关卡林立的陆路易遭不测。他们先在干诺道的大中华酒店集中，然后乘走私船只，经长洲岛过伶仃洋到澳门，由澳门的中共秘密联络站帮助前往广东台山、湛江等地。走这条路的有范长江、司徒慧敏、蔡楚生等几十人。何香凝与柳亚子父女则是从鲤鱼门乘船到西贡，在东江游击队海上巡逻队帮助下到达海丰。
这场秘密转移大营救历时近200天，与日军、伪军、土匪等斗智斗勇，出奇制胜地营救出滞留香港的抗日爱国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创造了整个过程没有一人损失的奇迹，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夏衍也指出，“大营救表明党中央、南方局对知识分子的关怀，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
护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
第二次是在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4月30日，随着解放军逐渐在战场上歼灭国民党军队，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的号召发表后，得到了主要以香港为基地开展民主斗争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开始想方设法接送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进入解放区，筹备新政协。
当时的香港，特务云集。在这种情况下，大批的民主人士要离开香港去解放区，困难很大。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工委和中共中央派往香港工作的人员，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作了很大努力，从1948年8月开始一直到1949年3月，分四批把民主人士从香港安全接送到解放区。
第一批接送北上的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10余人，他们于1948年9月，乘坐中共开办的“联和公司”租借苏联货轮，以运货为名，经台湾海峡、大连，到朝鲜的罗津，然后赴哈尔滨。
第二批11月23日出发，乘由新开设的“华润公司”租借挂挪威国旗的货船，船上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陈其尤、沙千里等人。船经大连，在大东沟抛锚后改乘小船上岸，再经丹东到哈尔滨。
第三批民主人士有李济深、茅盾、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柳亚子、马寅初、洪深、施复亮、翦伯赞、梅龚彬、沈志远等30余人。如此多的民主人士离港，目标很容易暴露。对此，周恩来十分重视，直接电示具体安排，要求确保安全。这次仍租苏联货船，时间是12月26日晚。为了安全，负责接运工作的人员，事先都个别通知上船地点，互相都不知道何人同行。他们打扮成经理、客商、学者等各种类型的人物。船到大连后，这批人由大连乘专列经沈阳抵达哈尔滨。
第四批民主人士是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的，有黄炎培、盛丕华等人，3月25日到达北平。
当时国民党对这数百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突然离港，感到非常惊奇，只有自叹回天乏术了，不得不承认其政治上的失败。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宋庆龄、张澜、李济深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黄炎培、郭沫若出任政务院副总理，15位民主人士出任部长，19位民主人士出任中央政府委员。民主人士和中共一起，完成了建国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