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广东海防体制研究

    前言

 

    中国疆域辽阔，拥有18000公里海岸线，中国古代人民很早就开始了对海洋的探索活动，并且逐渐开始筹划沿海的防务。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开始筹划沿海防务，比如，春秋时期，齐国和吴国就已经在沿海和海上设防。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古代人民对海洋的探索不断深入，沿海防务也在不断发展，但直到唐朝以前，这种沿海或是海上的防务活动主要针对的还是本国的敌对政权、海盗或是其他少数民族，而鲜有涉及来自海上的外国势力入侵，所以这一时期的沿海防务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防。随着中国与海外国家交往的日益频繁，南宋时期，中国开始受到来自海上的外国侵略势力威胁，南宋政府加强了对海防的管理和建设。元朝时期，倭患逐渐严重，元朝统治者因此加强海防建设，并先后两次出兵日本。虽然南宋和元朝都已经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海防活动，但是南宋和元朝的海防都仅限于局部，未形成全国规模。到了明朝，不仅倭患日趋严重，西方殖民者也开始威胁到明朝统治，因此，明朝自建国起，便十分重视海防建设，于沿海各地设置卫所和水寨，逐步在全国沿海地区形成了水陆配合，兵力和防御设施纵深配置的海防体系。广东作为全国南大门，其海防的意义不容忽视。

    广东地区在明代的行政区划，经历了由行中书省至承宣布政使司的变化过程。洪武九年设置广东承宣布政使司之后，广东的行政区划相对稳定下来，当时的广东布政司主要包括当下的广东省、海南省以及广西省东部。据《明史》记载：“广东……元置广东道宣慰使司，属江西行中书省。又置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司，属湖广行中书省。洪武二年三月以海北海南道属广西行中书省。四月改广东道为广东等处行中书省。六月以海南海北道所领并属焉。四年十一月置广东都卫。八年十月改都卫为广东都指挥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领府十，直隶州一，属州七，县七十五。北至五岭，东至潮州，西至钦州，南至琼海。” 当时的广东下辖广州府、肇庆府、韶州府、南雄府、惠州府、潮州府、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琼州府等十府，以及一个直隶州——罗定州，其中沿海的有广州、惠州、潮州、高州、雷州、廉州、琼州七府，文中将以此作为研究的地理范围。

    关于明代海防问题，学界研究成果丰富，但大多集中于于军事领域，学者们主要从战略、战术意义上探讨海防问题。在地域和时间上，大部分关于明代海防问题的研究，或是着眼全国沿海，或是集中于浙江、福建等地，或是局限于广东局部地区，或是局限于明代的个别时段，而较少关于整个明代广东海防的研究。如范中义、杨金森所著《中国海防史》 一书，探讨了明代以来整个中国的海防状况，涉及海防问题的方方面面；范中义《明代海防述略》 一文中，也是着眼全国，对明代海防状况进行了系统地论述；黄挺《明代前期潮州的海防建置与地方控制》 一文和陈春生所撰《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 ，则是局限于明代前期潮州地区的海防研究。

    本文主要通过对有关史料和地方志的研究，对明代各个时期广东海防形势和海防体系的变化进行研究，综合论述整个明代广东地区的海防状况。

    一 洪武至宣德年间广东海防的建立和完善

    洪武至宣德年间，广东逐步建立起以卫所制为核心的海防体系。其中，洪武年间，广东的海防体系基本建立，永乐至宣德年间又有进一步的完善。

 

    （一） 洪武年间广东海防体系的建立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本欲与日本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并数次遣使前往日本，遭到日本南朝当局拒绝。由于此时明朝政府在军事上将主要精力用于清除元朝残余势力，海防体系尚未建立，加之方国珍、张士诚余部勾结倭寇，以致倭患日盛。在广东，惠州、潮州等地饱受倭寇骚扰之苦。面对日益严重的倭患，朱元璋在力图通过外交交涉手段解决倭患的同时，一方面厉行海禁，一方面开始筹划海防建设。

    首先是沿海卫所的设立。卫所制是明代的基本兵制，朱元璋为吴王时便已建立，明朝建立后进一步完善。明朝建国之初，卫所的编制标准有所变动。洪武元年（1368年）规定：“凡一卫统十千户，一千户统十百户，百户领总旗二，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军十，皆有实数。” 此时，一卫大致有一万人。洪武七年（1374年）对卫所编制进行调整，“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而千、百户、总、小旗所领之数则同”。 之后此标准便成为明朝卫所的标准编制，每卫总兵力5600人，下辖前、后、左、中、右5个千户所，每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

    此外，在沿海地区还设有不隶属于卫而直属都指挥使司的独立千户所，即守御千户所。明代广东沿海卫所主要是在洪武年间建立起来的，之后略有变更。在广东，洪武元年（1367年），设置了雷州卫和兴化卫；洪武二年（1369年），将兴化卫改为潮州卫；洪武五年（1372年），设置海南卫；洪武六年（1373年），设置了德庆、惠州、肇庆、南雄、韶州、阳江6个千户所；洪武七年（1374年），设置了万州所；洪武十四年（1381年），设置了南海卫和东莞、大鹏、香山3个沿海千户所；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置阳春千户所；洪武十七年（1384年），设置新会千户所。其中沿海卫所有雷州、潮州、海南、南海四卫和惠州、阳江、万州、东莞、大鹏、香山、阳春、新会九千户所。此时，由于朱元璋仍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倭患问题，虽然广东此时已经建立了沿海4卫8所，但分布稀疏，未形成有效地防御体系，尚不足用，仍然经常遭到海盗和倭寇的袭扰，洪武四年，海盗李夫人、钟万户等“掠海晏、下川等地。” 洪武十三年，“倭夷寇劫广州府东莞等县” 。

    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试图通过外交交涉手段与日本解决纠纷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朱元璋开始大力建设海防，以防倭寇袭扰，明朝的海防建设进入一个高潮阶段。洪武十九年（1386年）至洪武末年，广东沿海也新置或扩编了一大批的卫所。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于潮州设置蓬山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新置和扩编了大量的卫所，四月，于吴川县设置宁川守御千户所；五月，将廉州千户所扩编为廉州卫，钦州百户所扩编为千户所；八月，设置清澜守御千户所；九月，设置广海卫和惠州、平海、海丰三个守御千户所；十月，在高州电白县设置神电卫指挥使司，下辖宁川和双鱼两个千户所，并修筑宁川所城，在雷州设置了乐民、海康、海安、锦囊四个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设置捷径所，旋而更名为捷胜所。截止洪武二十八年，广东计有十五卫，其中沿海至少有8个卫和26个所。按照每卫5600人，每所1112人的标准计算，至洪武末年，广东沿海卫所应有兵力73700人左右。但是，明朝实行军屯，即卫所屯田制度，卫所所辖军队除作战部队外，另有屯田部队从事农业生产，以供给军粮。至于守军和屯军所占比例，因地而异，边疆、内地、沿海各不相同。“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 由此可知，在内地，卫所军队中屯军占了较大比例。但是，沿海卫所由于其特殊性，其比例却是守军大而屯军小。按《明太祖实录》所记：“广东诸卫新旧军士，其在内郡者，守城屯种各占其半，其沿海屯种者十之三，守城者十之七。” 广东沿海卫所大体是三分屯种，七分守城。按照这个比例计算，洪武末年，广东沿海应有守军51600人左右。

 

    在大力建置沿海卫所的同时，作为相配套的措施，朱元璋还通过垛兵法征兵，以保障沿海新置卫所和水军的兵源，充实兵力。洪武十五年（1382年）三月，朱元璋令南雄侯赵庸“籍广州蜑户万人为水军”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都指挥同知花茂上奏：“广东地方若东莞、香山等县，逋逃蜑户附居海岛，遇官军则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不时出没，劫掠人民，殊难管辖。请徙其人为兵。”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二月，再籍东莞、香山等县逃往海岛的蜑户等一千余户为兵。 由于明代卫所军卒采取世袭制，入军籍者，世代为兵，父死子继，因而在一定时期内，保障了沿海卫所兵力，充实了海防兵力。

    作为对沿海卫所的补充，广东沿海地区在洪武年间建立了大量的巡检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 这之后，广东沿海建立了大量的巡检司。巡检司所辖并非正规军，而主要由服徭役的民壮组成，称作“弓兵”。巡检司没有固定编制，一个巡检司所辖人数因时因地而不同，或50人，或100人，其职能为“主缉捕盗贼，盘诘奸伪” 。卫所与巡检司之间，前者主要负责作战，后者主要负责盘查，二者相互补充，强化沿海防卫。

    此外，广东沿海地区还建立了大量的烽堠，用以报警。到洪武末年，广东地区的沿海的卫所、巡检司、墩台烽堠基本完备，这些军事设施大小相间，延绵相续。如有倭寇进犯，一旦登岸，就有烽堠报警，巡检司进行盘查，城寨的防御，而卫所军则围追堵截，从而在沿海构建起一道防线。如洪武十三年（1380年）八月，倭寇进犯广东海丰，朱元璋命令广东都指挥使司率兵讨捕。

    其次是加强水军的建设。经过长期的战争，明朝建国前，朱元璋已经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水军，。明朝建立后，朱元璋继续加大水军建设力度，以适应御倭的需要。明朝建国后建设的水军又分为中央水军和地方水军。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置水军等二十四卫，每卫船五十艘，军士三百五十人缮理，遇征调则益兵操之”。 这一措施使得明朝水军力量大为增强，中央水军拥有将士十三万余，战船1200艘，直属中央，主要负责沿海地区的机动作战任务。在沿海地区大量建置卫所的过程中，朱元璋下令建设地方水军。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四月，令“滨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巡逻海上盗贼。巡检司亦如之”。 由此建立起了隶属地方卫所和巡检司的地方水军，广东沿海卫所和巡检司在此期间也建立了配属的水军。中央水军和地方水军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平时地方水军负责各自防区的近海巡逻，中央水军则负责远海巡逻，在海上和沿海构建了多层次的防御体系；遇有战事，小规模入侵可由地方水军歼灭之，如遇大规模入侵，则二者联合作战，聚而歼之。

    为满足水军需要，明廷还大力发展造船业，在广东也建置了众多大小不等的造船厂。各造船厂不仅供应本省水军所需战船，有时也须为中央水军或是他省水军打造战船。洪武二十年（1387年）闰六月，“敕福建造海舟百，广东倍之，以九月会浙江，出海捕倭” 。由此可见，明代广东地区的造船业较为发达，战船生产能力较强。明初大量打造战船，改善了沿海卫所的战船配备，提高了对海防御能力。

    至洪武末年，广东沿海已经基本建立起了一套水陆兼防并有一定层次和纵深的海防体系，同时也建立和完善了这一体系的各项制度。这一体系对于防御外敌对广东沿海地区的入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然不够完善，存在着一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日益暴露。第一，随着沿海卫所的陆续建立，作为战略预备队的中央直属水军逐渐丧失了其作用。这支自战争年代发展起来的强大水军，在洪武七年（1734年）之后，便未见其担负海上巡逻任务，没有得到继续发展。第二，逐渐由防敌于远海变成防敌于近海。中央直属水军停止出海巡逻后，沿海卫所水军逐渐成为承当海上巡逻的主要力量。由于沿海卫所分布较为分散，各自防守海域有限，且各卫所水军力量有限，只能在近海活动，无力执行远海巡逻和作战任务。第三，由海上防御为主逐渐变成岸防为主。沿海的一些卫所停止了出海巡逻，专司岸防。第四，实行海禁政策，将沿海某些岛屿的居民迁徙到内地，导致沿海防御纵深缩小，一些岛屿成为敌军入侵的跳板。第五，卫所制固有的缺陷和弊端导致其逐渐走向衰败。由于卫所制实行自给制和世兵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卫所军战斗力逐渐减弱，乃至逐渐丧失战斗力。再者，广东沿海卫所的一部分兵源，是由强籍沿海蜑户为军而来，这些蜑户编入卫所后，战斗积极性低，甚至出现大量逃兵。卫所制的这些缺陷和弊端，给后来的海防埋下了隐患，以致海防废弛。

 

    （二） 永乐至宣德年间广东海防体系的完善

    在朱元璋建立了海防体系之后，广东海防体系在永乐至宣德年间又有进一步的完善。永乐至宣德年间，就全国而言，倭患相对于洪武年间有所减轻，这一方面是由于明朝和日本之间建立起勘合贸易关系，双方关系有所缓和，日本也在一段时间内实行取缔倭寇的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明朝海防力量的增强，对入侵的倭寇进行了沉重的打击，尤其是望海埚大捷之后，极大地震慑了倭寇，沿海趋于平静。但是，相对于其他的区而言，广东在此期间的倭患形势却依然较为严峻。

    永乐七年（1409年）十月，倭寇攻陷廉州，民皆逃匿，廉州府学教授王翰，临危不惧，整衣端坐于明伦堂，倭寇至，王翰骂声不绝，不为所屈，被倭寇杀害。永乐八年（1410年）十二月，倭寇再犯廉州。永乐九年（1411年）正月，倭寇攻陷昌化。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广东巡海副总兵指挥李珪，在潮州靖海遇到倭寇，展开激战，杀败倭寇，生擒15人，斩首5级，将缴获器械悉数送往北京。宣德五年（1430年）八月，倭寇进犯潮州海阳县，于碧洲村登岸，杀人掠财。宣德八年（1433年），倭寇进犯昌化，指挥高升率兵抵御。

    广东在永乐至宣德年间倭患严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朱棣迁都北京后，重点加强北方海防建设，使北方地区海防力量大为增强，以致倭寇将骚扰的重点转向南方地区。

    与洪武年间相比，广东沿海地区的卫所建置，在此期间并无太大变化，但沿海戒备和海上巡捕得到加强，出海巡逻更加频繁。永乐至宣德年间，明廷高度重视沿海防务，朱棣多次命令沿海加强戒备，同时，多次派水军出海巡逻，在广东地区也加大了出海巡逻力度。永乐六年（1408年）十二月，朱棣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出海巡逻，先后派出7支队伍出海巡捕倭寇， 从山东一直到广东。在广东地区，“命都指挥姜清、张真充总兵官，指挥李珪、杨衍充副总兵官，往广东、福建，各统海舟50艘，壮士5000人，缘海堤备倭寇”，“敕广东都指挥使司，令沿海卫所严加戒备，并选海舟50艘、旗军5000人，以能战将领领之，听总兵姜清节制，在海往来巡视，遇寇剿捕” 。

    总之，广东海防体制成型于洪武年间，永乐至宣德年间则进一步完善并发挥出其作用。永乐至宣德年间频繁的出海巡捕，对倭寇进行了有力的打击。

 

    二 正统至嘉靖初期广东海防的日渐废弛

    由于永乐至宣德年间对倭寇的有力打击，以及中日双方维系着勘合贸易，因此，在正统至嘉靖初年，明朝的海防状况较为平静，但广东沿海却成为这一时期倭寇侵犯最为严重的地区。景泰三年（1452年），海盗勾结倭寇进犯海丰、新会等县，都指挥佥事杜信率兵追剿，杜信在交战中阵亡。天顺二年（1458年）三月，400余倭寇与海盗相勾结，袭扰香山守御千户所，烧毁香山千户所备边大船。成化二年（1466年），倭寇袭扰琼州澄迈海安，并杀死百户项钦。弘治六年（1493年），倭寇侵入陵水，杀人放火。弘治十二年（1499年），倭寇登陆儋州，劫掠百姓。正德年间，雷州地区倭患尤为恶劣，雷州卫指挥同知张熹在出海追剿倭寇的过程中战死。

    正统至嘉靖初年，袭扰广东沿海的倭寇常与海盗相勾结，这是广东倭患严重的重要原因。在这一时期，广东沿海倭患虽然较之其他地区更为严重，但总的来说，倭寇的骚扰还是在减少，导致广东乃至全国海防有所松弛。这一时期海防的松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沿海卫所军伍空虚，屯田破坏。由于“管军头目及各卫指挥、千百户，多不用心抚恤军士，或克减月粮，或占据私役，或纵容在外办纳月钱，或横加虐害，骗要财物” ，导致沿海卫所军士大量出逃，卫所编制出现空缺，不能保证满员。其二，军官懈怠。由于沿海长时间较为安宁，导致一些军官放松警惕，懈怠不振。如弘治六年（1493年），倭寇侵入陵水南岗，杀人放火，结果，副使翟俊被究问，指挥千百户石英等被降级。其三，设施、装备破损。由于政治腐败、管理混乱、经费不足等原因，致使城墙、水寨等破败而得不到及时修筑，战船破损得不到及时修理和补充。

    这一时期，广东沿海不仅海盗、倭患较为严重，而且出现了新的海患，即葡萄牙人的骚扰。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占领满剌加（马六甲），并以此为跳板，企图打开明朝大门。正德八年（1513年），葡萄牙军官阿尔瓦雷斯率船从马六甲前往中国，6月到达珠江口的宝安屯门，企图登陆，但未获允许，仅在沿岸作短暂停留，便离开中国。离去前，阿尔瓦雷斯在屯门岛偷偷地立了一块刻着葡萄牙国徽的石柱作为纪念。正德十年（1515年），葡萄牙军官佩雷斯特罗再次带领船队来到屯门岛，将货物脱手赚取高额利润后离去。正德十二年（1517年）七月，葡萄牙人安德拉德率领8艘船组成的舰队，以派遣使节朝贡的名义护送使者皮雷斯道道屯门，并将来意告知市舶司，市舶司上报朝廷后，礼部经研究决定拒绝葡萄牙人的朝贡请求，指示：“令谕还国，其方给物与之。”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八月，安德拉德之弟西蒙率舰队到达屯门，无视中国主权，擅自占据屯门岛，并在岛上建棚筑寨，企图久据此地。占据屯门岛期间，他们抢劫行旅，掠买良民，暴露出强盗的嘴脸，激起民众不满。在西蒙占据屯门岛期间，葡萄牙使者通过贿赂权贵，获准进京，企图得到正德皇帝接见。但直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朱厚照病逝，葡萄牙使者皮雷斯仍未得接见。

    葡萄牙人在广东沿海的一系列动作，严重侵犯了明朝主权。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朱厚照死后，明廷决定暂令葡萄牙人回国，六月，满剌加国使者到北京，请求明廷出兵助其复国，明廷因而得知佛朗机侵占了满剌加，嘉靖帝决定“绝佛朗机，还其贡使” ，彻底拒绝葡萄牙的朝贡，并将葡萄牙使者驱逐出京。正德十六年（1521年）六月，明廷驱逐葡萄牙人的命令传到广东后，广东地方官员开始着手准备驱逐盘踞屯门岛地葡萄牙人。八月底，广东海道副使汪鈜奉命对盘踞屯门岛地葡萄牙人进行驱逐。由于葡萄牙殖民者占据屯门岛已有数年，不愿轻易放弃，因而导致双方爆发军事冲突。至九月七日，葡萄牙殖民者损失惨重，无力继续顽抗，遂于夜间逃离屯门岛，明军收复屯门岛，并缴获20余管佛郎机铳，此为屯门之战。屯门之战后，葡萄牙人仍未放弃占据屯门岛的企图。嘉靖元年（1522年）七月，葡萄牙人米尔丁率领4艘战船组成的舰队搭载千余人前来广东，企图通过订立条约，取得在屯门岛建立营寨，长期驻守的权利。八月，米尔丁所率舰队与明朝水军遭遇于新会西草湾，并展开激战，最终，葡军大败，米尔丁等退去。经历屯门之战和西草湾战役两次失败后，直到嘉靖二十年（1541年）的二十年间，葡萄牙殖民者没有继续骚扰广东沿海，转而沿海北上福建等地。这两次作战的胜利，成功将葡萄牙殖民者驱逐出了广东，捍卫了国家主权，保卫了沿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广东海防在正统初年已经显现出废弛的征兆，正德之后而益发严重。虽然在这一时期广东海防总的趋势是逐渐走向废弛，但期间仍然进行了整饬和调整，其主要措施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惩治失事渎职军官。其二，增设总督备倭官。广东总督备倭官设立的具体时间不详，比其他沿海省份略晚些，但不晚于正统十三年。与之前由省都指挥使司负责备倭相比，总督备倭官的设立，使得广东有了专职备倭的都指挥官员，明确了分工和责任，提高了海防的组织和指挥效率。其三，划广东沿海为东西二路，分区防守。由于整个广东沿海地区防区较大，卫所较多，总督备倭官精力有限，很难以一人之力负责全省沿海备倭，因此将整个广东沿海划为东西两大防区，分别委任将领负责本区备倭事宜，总督只需居中调度，统一指挥。这一措施进一步加强了沿海备倭领导，明确了分工，提高了效率。虽然这一时期广东海防进行了整饬和调整，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些都无法阻止广东海防体系的日渐废弛。

 

    三 嘉靖中期至万历初期广东海防体制的变革

    嘉靖中后期，原有的以卫所制为核心的海防体系彻底崩溃，而倭患的空前严重则加速了这一海防体制的崩溃。为了抵御倭寇入侵，在旧的海防体制逐渐丧失抗倭能力的同时，新的海防体制逐渐建立起来，至万历初期基本形成。

    （一） 嘉靖中期至万历初期广东的海防形势

    嘉靖中期以后，倭患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方面是由于嘉靖年间朝政腐败，军备废弛，以致海防废弛；另一方面，嘉靖年间，日本政局发生变化，倭寇得到大名支持，力量大为增强。这一时期的倭患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嘉靖十九年（1540年）至嘉靖三十年（1551年）这十二年。这期间，倭患只是零星发生，且多集中在海上，未形成规模。再者，不管是倭寇还是葡萄牙殖民者，在这期间骚扰的重点都是浙江和福建，广东沿海相对平静，较少受到骚扰。

    第二个阶段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就全国而言，这一时期是沿海地区最为严重的时期。虽然在这期间倭寇入侵的重点仍然是浙江、南直隶等地，但逐渐经蔓延至广东沿海。广东海防形势虽不如浙江、南直隶等地紧张，却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之前相比，这一时期倭寇的入侵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在此之前，倭寇进犯广东沿海的次数较少，时间较短，规模较小，但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后，倭寇进犯广东沿海次数频繁，持续时间长，入侵规模大。有些地区一年中被倭寇侵扰数十次。在持续时间上，倭寇不再如之前登岸掠财便走，而是登岸盘踞，建立据点，长期掠夺，甚至攻略城池。在入侵规模上，倭寇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几十数百地袭扰，而是动辄成千上万。如：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七月，“广东番贼纠倭寇千余剽掠海上” 。

 

    在这一阶段，造成广东海防废弛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广东大量海防力量和资源被调往浙江、福建等地，以支援当地抗倭。朱纨整饬海防期间，从各地调集、购买船只以充实福建、浙江海防力量。广东东莞所造乌尾船，用铁犁木制造，非常坚硬，使用寿命长，被朱纨购买乌尾船用以福建海防，同时购买广东大船作为旗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胡宗宪从广东调集乌尾船和横江船180艘到浙江和南直隶抗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个阶段是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总的来说，倭寇在这一时期逐渐衰弱乃至败亡，但广东却成为这期间倭患的重灾区。这主要是由于在前一阶段，明军在浙江等地对倭寇进行了较大的打击，且此时浙江、南直隶等的的防卫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增加了倭寇入侵的难度，倭寇因此转而将劫掠重点转移到广东和福建。这一时期，倭寇与海盗相勾结，常年骚扰广东沿海，百姓深受其害。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犯广东潮州之驼浦，攻蓬州千户所，破之”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倭贼流劫潮州等处”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正月，“广东倭贼犯潮、惠二府黄冈大澳等处”。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活动在福建的倭寇流窜到潮州地界，到春汛时，又有一万多倭寇入侵潮州，后来又流窜到惠州等地。为了防御和消灭这股倭寇，明廷调俞大猷移驻广东。俞大猷先后从福建等地调集1.5万余人，并负责指挥2哨狼兵和参将王诏所属1哨军队，对进犯潮州等地的这股倭寇进行围剿。经过数月战斗，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九月海丰大捷，这股倭寇基本被剿灭，广东倭患才基本平息。

    倭寇在此期间对广东沿海的入侵远不止这些，但从上述几例事件中可以看出，倭寇在这一时期对广东沿海的骚扰和入侵比较频繁，规模也很大，给广东沿海带来巨大损失。隆庆之后，倭寇虽时有袭扰广东沿海，但无论是规模还是次数都无法跟嘉靖后期相提并论，倭患基本平息。

    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之后，又开始骚扰广东。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七月，“广东番贼纠倭寇千余，剽掠海上，官军击败之，擒贼首方四溪等” 。此外，葡萄牙殖民者还冒充他国商人，在广东沿海进行非法贸易，并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通过欺骗和贿赂海道副使汪柏，混进了澳门，并拒不离去，之后逐步窃据澳门，万历五年（1557年），葡萄牙人通过每年向明朝政府交纳舶饷的方式，取得了再中国通商的合法地位，被允许在澳门居住，但此时澳门主权仍属明朝。

    （二） 嘉靖中期至万历初期广东海防的调整

 

    嘉靖后期，广东海患空前严重，这对广东几近废弛的海防造成巨大的冲击。嘉靖中期至万历中期，是广东海防体制的大变革时期，正是倭寇的大举入侵，在客观上加剧了广东海防体制的变革。

    嘉靖中期以后，长期的政治腐败和卫所制所固有的弊端，导致广东沿海卫所遭到严重破坏，卫所军士大量逃亡，战斗力低下。沿海卫所的破坏导致原有的以沿海卫所为主体的海防体系濒临崩溃，而倭寇的大举入侵则加速了其崩溃。在旧的海防体制逐步崩溃的同时，由于抗倭的需要，新的海防体制也在逐步形成。相比于旧的海防体制，新的海防体制主要有如下变化。

    首先是兵役制度的变化。明朝原有的卫所制实行的是世兵制和自给制，由于其自身的弊端，到嘉靖后期已经进入死胡同，沿海卫所缺额严重，战斗素质低下，守不能守，战不能战，根本无力抗倭。为了补充兵员，充实海防力量，明廷不得不允许沿海各地通过募兵来充实海防力量。募兵制原先并非定制，只是作为对卫所制的补充，广东地区实行募兵制要比浙江等地晚，直到俞大猷到广东后，才逐渐推行。募兵制与世兵制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募兵制通过招募青壮年为军，且无需屯田，战斗力较高，且适合机动作战。到嘉靖后期，募兵制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募兵逐渐成为广东海防的主力。

    第二个方面是军队编制体制和指挥体系的变化。正是卫所制的崩溃和募兵制的发展，促使了广东海防军队编制的变化。原有的卫所编制体系逐渐被营哨制度所取代。营哨制度实行营、总、哨、队、什的编制。“仿古什伍之制，五人为伍，二伍为什，外立什长一名。三什为队，外立队长一名。三队为哨，外立哨官一名。五哨为总，外立把总一员。五总为营，俱属主将一员，与高标旗纛、哨探健步、兵医家丁等役，俱统领之。举一营而各营无不同也，举一总一哨一队而各总哨队无弗同也。” 此为营的基本编制，一营大约三千人。营哨制相比于卫所制，编制更加严密，便于日常管理和战时指挥，有利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在营哨制取代卫所制的同时，军官设置也发生了变化。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等官职逐渐演变成衡量俸禄的职级，而不再是指挥官称谓，取而代之的是总兵、参将、把总、哨官。总兵、参将逐渐由临时设立变为常设官职。此外为了防止武将把持军队，逐渐形成了文官参加军队管理的制度，广东的海防指挥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文官主要以总督、巡抚和兵巡道的身份参与军队管理，嘉靖后期，总督、巡抚逐渐成为常设官，巡抚和兵巡道都有自己的直属部队。广东巡抚一般加提督军务衔或赞理军务衔兼理军务，与总兵负责全省军务，在各区则由兵巡道与各参将相互配合负责本区军务。这样就形成了文官与武将共同参与的海防指挥体系，巡抚地位要高于总兵，且常由两广总督兼任，因而既能够加强指挥，又能够有效防止武将拥兵自重。

    新的兵役制度和指挥体系的建立，使广东沿海在原有的海防体系崩溃之后，建立起了新的海防体系，海防力量有所增强。

    新海防体制的建立，改变了原有的作战方式和指挥体系，新的防守区域和官员随之设立。至万历初年，广东沿海地区已经设立了五个参将和六座水寨，归总兵统辖。五个参将分别为琼崖参将、雷廉参将、督理广州海防参将、惠州参将和潮州参将。由于惠州、潮州是倭寇入侵广东的必经之地，所以惠潮等地显得尤为重要，不仅设有海防参将，还设有陆路参将。此外，万历三年（1575年）还添设了驻扎南澳的潮漳副总兵，扼守由福建进入广东的要冲。此处将五个参将的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表 1 万历初期广东参将分步情况

    参将 驻地 辖区 设立时间 备注

    潮州参将 潮州 潮州 隆庆六年

    惠州参将 海丰 惠州 隆庆六年 下辖碣石寨把总

    督理广州海防参将 南头 广海以东 万历三年 由广州惠潮海防参将改设

    雷廉参将 雷州 广海以西 隆庆六年 下辖白鸽寨把总

 

    琼崖参将 琼州 琼州 隆庆六年 下辖白沙寨把总

    六座水寨分别为潮州府的拓林寨、惠州府的碣石寨、广州府的南头寨、肇庆府的北津寨、雷州府的白鸽门寨和琼州府的白沙寨。这六座水寨设立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后又有所变更。六座水寨建立后，增兵添船，日益完善。《明穆宗实录》记载：“置水寨六座，练兵同知六员，宜令造舡。剿贼之后，将舡兵分配六寨，有事听调，无事听练。” 各寨根据各自情况兵员人数从一千六百余至两千二百余不等。六座水寨中，拓林、碣石、南头、北津和白鸽门五座水寨除了巡防各自防区外，也相互联络，构成整体防线；由于琼州自成一个防区，所以琼州的白沙水寨主要是自行巡哨。

    尽管官员的设置和区域的划分时有变动，但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广东海防的划区防守是在不断完善的。这种划区防守的不断细化和发展，推动了广东新的海防体制和指挥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总兵、巡抚——参将、兵备道的新体制，并以总督、巡抚和兵备副使以督其责。划区防守的发展和指挥体系的完善，强化了广东海防的整体性，提高了作战效率。

    在提高海防整体性的同时，广东地区还加强了海防层次建设。具体表现为，第一，强化水军作战能力，加强海上防御，形成多层次的海上防线；第二，构筑更加严密的海岸防线；第三，加固城池，强化城镇防守；第四，机动作战，野战歼敌。

    总之，到了万历初年，划区防守和多层次的布防使得广东形成了更加严密的多层次纵深海防体系，抗倭能力大大增强，海防建设达到新的水平。

    四 明末广东海防的削弱

 

    万历中期以后，广东倭患基本平息，虽然西方殖民者的骚扰日渐增多，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人多次骚扰广东沿海，葡萄牙人最终非法占据了澳门，但这一时期广东沿海的外敌入侵并不严重。而在内地，朝政日益腐败，明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女真的崛起严重威胁明朝统治，农民起义也在各地兴起。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朝军事重心日益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广东的海防也逐渐被削弱。

    这一时期，广东大量的海防力量或被调往内地，或被裁减，力量不断削弱，兵员不断减少。如北津水寨，原有兵员2270人，战船74艘，但几经裁减之后，至万历十五年（1587年），仅剩997名官兵和35艘战船 ，拓林水寨也由原来的1677人裁减至696人。相比于水寨，南澳游兵的裁减则更为严重。南澳游兵原有兵员1835人，各种船只40艘，至天启二年（1622年）减至874名官兵和34艘战船，到崇祯十年（1637年），只剩下8艘战船和721名官兵。

    虽然这一时期广东海防被严重削弱，但并没有到废弛的程度，仍然具有一定的防御能力，在抗击倭寇过程中，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倭寇入侵广东锦囊、钦州、南澳等地，为明军所败。泰昌元年（1620年），倭寇战船4艘进犯广东乌猪外洋，为广东水军所败。 而面对葡萄牙人的骚扰和入侵，广东地方和明廷却没有足够重视，以致葡萄牙人最终窃据澳门，留下后患。

    结语

    明代的海防建设主要是针对倭患的，由于在明代的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的不同，以及倭患形势的变化，因此，明朝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海防政策，其海防建设具有忽强忽弱的阶段性特征。广东海防作为全国海防中的一环，必然受整体海防政策变化的影响，也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纵观整个明代广东海防，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洪武至宣德年间以卫所制为核心的海防体系的建立，正统至嘉靖初期海防的废弛，嘉靖中后期至万历初期海防体制的变革和明末海防的削弱。

    参考文献

 

    （一）古籍：

    [1] 《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版。

    [2] 《明太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版。

    [3] 《明英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版。

    [4] 《明武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版。

    [5] 《明世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版。

 

    [6] 《明穆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版。

    [7] 《明光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版。

    [8] （明）申时行：《大明会典》，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版。

    [9] （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10] （清）谈迁：《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

    [11] 《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12]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版。

    （二）方志：

    [1] （明）郭棐：《（万历）粤大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

    [2] （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广州：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誊印本，1997年。

    [3] 《（嘉靖）惠州府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

    [4] 《（嘉靖）潮州府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

 

    [5] 《（嘉靖）香山县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

    （三）近人著作：

    [1] 范中义、杨金森：《中国海防史》，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

    [2] 张铁牛、高晓星：《中国古代海军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

    （四）学术论文：

    [1] 范中义：《明代海防述略》，《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

 

    [2] 黄挺：《明代前期潮州的海防建置与地方控制》，《广东社会科学》 2007年第3期。

    [3] 陈春生：《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4] 陈春生：《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