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搬运工迷失东京令人羞耻

 

       新闻背景：北京时间9月8日凌晨，国际奥委会第125次大会投票选出日本东京为2020年奥运会主办地。不过，新华社及其新华网却摆了一个大大的乌龙，在国际奥委会还未宣布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时，新华网却已经认为伊斯坦布尔获得了主办权，并在北京时间3：10发出快讯：“伊斯坦布尔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随后，微博实名认证为长沙晚报社副总编辑称新华社乌龙害苦全国报纸，长晚几十万份紧急追回，改版，重印，损失巨大。

       1993年还谈不到英特网。那年的9月23日深夜，好多年轻人拿出收音机，仔细聆听。突然，一个铿锵有力的“beijing”撞入耳膜。于是，他们激动地敲打着锅碗瓢盆，以致于淹没了后来念出的那个2000年奥运会主办者名字：悉尼。“雪梨”压力好大，很多人都羞于承认英语当初有点三脚猫。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20年之后国家级媒体也踏进同一条河。在央视新华社错报东京出局、伊斯坦布尔中选2020之后，有些忠实的地方媒体迅速跟进。大多数人月8日早晨醒来，看到一个地方晚报的副总编辑正在“索赔”。据他说，有几十万份报纸印错，作为新闻的供给者，央视和新华社应该对此负责。几小时之后，副总编辑先生删除了微博。可能他突然意识到，此前他的抱怨戳中了大多数媒体的死穴：我们不生产新闻，我们只是新闻的搬运工。

 

       由于不好承认这是一次可怕的乌龙（具体原因不详，我相信即便专业技术再差，也不至于听错。但看起来就是，心里事先倾于东京倒灶，就产生了幻觉），所以现在只能死咬奥委会“更改了规则”。不管如何，这是中国媒体一次令人羞耻的失误。先是最为强大的国家级媒体犯下基本错误，闪电更改但被纪录，最悲剧的是还有死忠亦步亦趋。仿佛一位大款从浴室忘记穿衣走到沙滩上，被拍照后迅速穿上短裤，但他的随从感觉迟钝又无人通知，于是裸体在外面转了半天。

 

       对这件事情，我实在不想也不能做太多的评价。在此，只想介绍一下日本大众传媒的历史，看看被乌龙的一方，其新闻事业是怎么发展的。

 

       日本的大众传媒兴起于幕府末期。1869年6月，各藩将土地和户籍交还给政府，这一过程被称为“版藉奉还”。次年7月，明治政府废藩置县。1871年7月19日政府再度修改了新闻条例，条例开出就表明“报纸应以在知识人给人类以启发为目的”，“以极为平易的文章为主，切忌奇字僻文”。（和吴稚晖办报的做法相反，吴经常写晦涩文章，并认为读不懂是读者的事情） 前岛密写到，“在没有车船之便之前，投递报纸给邮政带来了很大的损失。邮递邮件，从东京到西京，一个脚夫挑一个行李至少也要损失10日元。”

 

        报纸开始盛行，读报会也应运而生。1872年9月，山梨县政府命令下辖的各个区正和副户长召开报纸讲解会。几年之内，宫城、若松等地也刊布了类似的公文。这种口头上的报纸流传，是明治政府意识到民众识字率不高之下的一种辅佐措施。

 

       1877年的西南战争引发了报纸竞争，主要是因为战争的一方西乡隆盛太有威望了。报道西乡隆盛战死的伟业由《读卖》号外完成。1877年9月24日，该报发出了电报：今天上午九点三十五分，鹿儿岛传来电报称，贼据点刚被攻陷，西乡、桐野、村田均战死，局势已平定，详见明日本报。 当时，如果是官方的电报，从九州传来基本上需要一天的时间，特急也需要六七个小时。这份快报创造了奇迹。

 

       中日甲午战争开战之后，66家日本报社一共派出了114名战地记者，另外还有11名画匠和4名摄影记者，总数达到129人。日军大本营设立在广岛，各个报社也派出了记者。就像西南战争一样，甲午战争也带来了报纸的迅猛发展。

 

       1894年，东京报纸的发行份数最高为5万多份，战争结束后达到了8万多份，大阪则突破了9万份。1904年，报道日俄战争的随军记者增加了好几倍。一战初期，各国都不允许随军记者。后来，英国率先打破了这一禁令。日本随即也在欧洲战场派出了特派记者，《朝日》记者重德泗水跟随法国军队进行采访，他的同事大庭柯公专门跟随俄国军队（考虑到刚刚俄国战争结束不久，这一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时事新报》记者伊藤正德和《大阪每日》记者加藤直士跟随英军进行战地采访。1928年6月5日，载有张作霖遇难照片的《朝日》“初风号”，用了7小时59分从平壤飞到了大阪，然后又飞到了东京。这样，在中国发生的大事件，一天之内就可以在东京和大阪和读者见面了。

 

       战后，《大阪每日》的上西半三郎进入德国，布施胜治到了俄国，访问苏联首脑阶层，做了45次连续报道。《朝日》的中平亮成功会见了列宁，铃木文史朗在维灵根岛上采访了前德国皇太子，详细报道了幽居在阿美隆根的前德国皇帝生活，渡边诚吾在瑞士采访了前奥地利皇帝。

 

       这就是一百多年到几十年前的日本传媒略图。诸葛蔚东曾说，“我国有新闻与传播系和学院的大学已有500多所，但在日本，有意于新闻与传播学院冠名的院系的大学屈指可数。日本的这种教育体制与日本企业的用人观念有关，也就是说日本的业界不相信记者和编辑是从校门走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而且，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日本式世界上新闻与出版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在日本的大学里没有编辑出版专业；同样，日本也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广告公司之一的电通，但在日本的大学里也同样没有广告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