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1942年的历史刻在墓碑上
刘震云：1958年5月生于河南省延津县，著名作家。2011年，曾以16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6位，引发广泛关注。
《温故一九四二》完整版近日面世，刘震云冯小刚忆19年磨砺：
日前，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的精装完整版，并在京召开大型首发仪式。出席嘉宾除刘震云、冯小刚外，还有著名评论家雷达、张颐武等。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王朔把刘震云的中篇调查体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推荐给冯小刚。冯小刚读后，“对本民族的认识产生了飞跃”，决定把小说改成电影。然而从小说到电影上映，竟用了19年。冯小刚称“那时的王朔还是小王，震云还是小刘，我还是小冯。19年将小说改成电影，不堪回首。”新书上架之际，刘震云接受了本报专访。
“字字句句是把刀”
早在19年前，刘震云的调查体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就以走访实录和史料整理的形式首次将1942年河南饥荒以文学形式呈现出来。19年间，刘震云与冯小刚沿着当年灾民逃荒的路再次进行走访，最终以电影故事还原1942年的河南及中国。
刘震云表示，“《温故一九四二》这段历史中发生的故事更像是河南人民给世界留下的一次幽默，如果换一个民族的话，比如欧洲的民族，比如他是一个美国人，他马上会追问：我为什么会死，谁让我死的？但是我们河南人对世界留下的是最后一次幽默，比如讲，老张要饿死了，他想起了三天前饿死的老李，他会说呢，我比老李多活了三天，值了。”
完整版新书中，冯小刚以老友和电影导演的身份作了一篇长序，追忆自己与刘震云19年“共进退”的长征，称过程“不堪回首”，而小说的描写“字字句句是把刀”。“把《温故一九四二》这篇小说拍成电影的理由有很多，但我最想说的是，这是小冯和小刘的缘分，是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是一个导演和1942年的缘分。”
据悉，书中除刘震云的经典原著外，还收有其在19年中经过二十余次修改最后确定的剧本定稿。有些在电影中没有公映出的内容，在书中都有保留。
告诉世人不要遗忘
创作出《温故一九四二》多年后，刘震云写出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力作《一句顶一万句》，并称自己的作品都是“公路小说”，因为主人公从《温故一九四二》到最新的《我不是潘金莲》，永远是在路上行走。
刘震云告诉记者，“《温故一九四二》的精髓，一定不是悲剧，而是幽默和喜剧。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但是，在一段苦难的历史中寻找出悲中之喜，又该怎样来表现呢？我们没有生产幽默，我们只是幽默的搬运工，将生活中真正的幽默再现了出来。”
在电影“温故”之际，重温原著，再读《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的创作文脉清晰可辨。《温故一九四二》中所关注的教会与牧师，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表现为意大利牧师老詹，又在电影《一九四二》中表现为延津神父安西满。《一句顶一万句》呈现的是引车卖浆的人们也正是1942年幸存者的后代，却对历史选择了遗忘。刘震云以笔为刀，将1942年的历史真相刻在历史的墓碑上，告诉欲知新的人：不要遗忘。
对话
刘震云
这么沉重的事，
里边透着一种幽默的东西
广州日报：看过电影《1942》后，会觉得安西满、托马斯·梅甘那条线索后来断了，为什么会这样处理？
刘震云：这条线现在在电影里确实显得有点有头没尾，仅仅是篇幅的问题，大家从剧本里可以看到，牧师、安西满后面是有结局的。日本占领洛阳之后，开始找到了托马斯·梅甘，问能不能和他们联手赈灾，托马斯马上意识到他们说的“天皇跟上帝共同拯救河南人民于水火，共建大东亚共荣圈”是政治阴谋。最后安西满真疯了，大灾之年缺的就是粮食，他终于找到了魔鬼是谁，就是粮食，于是把粮食烧了。日本兵把他打死了，两个尸体倒下形成了十字架。如果篇幅够的话，也是有冲击力的。
广州日报：看到您小说最后附录部分，有两个有趣的离婚故事，为什么不把这两个故事放到电影里？
刘震云：我特别想放，但是电影确实跟小说特别不一样，这就是出版这本书的意义。电影为什么不放？因为篇幅的问题。“1942”这么沉重的事，里边透着一种幽默的东西，这都是另外一个东西。幽默的态度对待这种苦难，以往在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放电影的时候，不时传出笑声，我觉得挺好。老舍先生生前曾经说过，他特别想写一出悲剧，但里面充满了笑声。我觉得这个是大师说的话。一部悲剧，从头到尾都是悲剧，但是充满了笑声，这个效果也是大师才能达到的。在剧场里我感到了一丝这样的气氛，挺好。
广州日报：您觉得原著与电影哪个更让你震撼？
刘震云：其实，电影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有它独特的感官震撼。纪实小说更多的是灵魂的震撼，纪实性的东西，就像用针扎了一下我们麻木的躯体。现在有些媒体在做这些事的报道，也在重走灾民的路线。有好多记者也走逃荒的路，他们写出来的那个震撼是对历史事实的震撼，而电影是对人物情感的震撼。
视生死如儿戏，背后显出特别的悲凉
广州日报：您怎么看自己这部作品？
刘震云：这是我唯一非虚构的作品，我认为也是我的小说里结构最严密的一部小说，由灾难一直到最后的离婚启事，征引了很多材料，但光是这些材料是拼凑不出一部小说的，它需要一个态度。这本书里没有我的态度，有的是1942年时人的态度。比如委员长有一种态度，日本人有一种态度，英国人、美国人、苏联人也有一种态度，灾民也有一种态度，白修德也有一种态度，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还有一种态度。谁的态度是最准确的？你站在哪里？那就是灾民的态度。灾民是什么态度？是面对生死的幽默的态度。我觉得它考量的是这些东西，所以最后出来的是这个调查体小说。
广州日报：通过直面1942年的这一场灾难，小说试图向今天的人们告知些什么？
刘震云：在我温故1942年的路上，最令我震惊的是遗忘。作为灾民的后代，我不知道1942年河南饿死了300万人的事，就是灾难的幸存者也遗忘了。我问我外祖母，她是1942年的亲历者。她反问我：1942年是哪一年？除了遗忘本身，温故灾民对死亡的态度，也是让人震惊的。河南人在临死前给世界留下了最后一次幽默，视生死如儿戏，背后显出这个民族特别的悲凉。
希望《温故一九四二》
能起到文学和电影之外的作用
广州日报：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在电影之前，没人记得1942年发生的事情，您认为，国人是否选择性遗忘历史？
刘震云：大家不知道1942年饿死过300万人，相当于三个奥斯特维集中营，写了个小说，拍了部电影，在我们麻木的身上扎了一针。有些事情不能遗忘，现在媒体都在重新提起那段苦难，提醒的人多一点，就会更加奋发。为什么拍《1942》？是因为提醒大家知道这段历史，悲剧才能不重演。
广州日报：《1942》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刘震云：我想是因为潜在意识里有危机感。盛唐时代，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盛唐后，马上有饥饿遍野，唐诗宋词里都能体会到。北宋时有本书叫《东京梦花录》，写尽当时河南的极致繁华，而转眼之间，南宋徽宗的诗呈现出凄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希望《温故一九四二》能起到文学和电影之外的一个微笑的作用。
广州日报：您怎么看冯小刚？
刘震云：小刚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本来这篇小说是无法改成电影的，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情节。小刚1993年说要改成电影时，我是非常犹豫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改，但他坚持要改。为什么坚持？他说他喜欢这个小说里面幽默的部分。中华民族面对灾难的态度是非常独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