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光访谈录:关于长篇小说《那时满地霜红》

    金秋时节，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军旅题材长篇小说《那时满地霜红》，以意蕴深厚的主诣，优美流畅的叙述，荡气回肠的故事，和洞幽发微的细节，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文艺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发表了诸多评论。近日，笔者有幸联系到正在成都青城山潜心创作“安乐山系列”的作家刘春光，与他进行了深入交流，现将记录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问：读完《那时满地霜红》，掩卷沉思，不禁想同您的个人经历联系起来，请您介绍一下写作此书的初衷，灵感来自于哪里？其中是否寄托了个人的经历和情感？

　　刘春光：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我好多次听人讲过自己或他人类似阳天来的故事。我刚入伍在新兵连训练时，不适应北方风寒，得了肺炎，高烧昏迷住院，两天后醒来，第一眼看见的是，一个美丽的女军医（护士？）站在床前，她关切地看着我，那神情至今难以忘怀，当时我真想叫一声妈妈啊！两年后，在我最困难甚至绝望之际，得到了一个女军医天高地厚般的关怀鼓励，才能走到今天。我视她为北方母亲。与小说《霜红》完全不同的是，我的北方母亲不但心怀宽厚，极为善良，而且家庭美满，生活幸福，四个儿女枝蔓延伸，重亲孝顺，他们一大家十几口人生活在北方一座省城。母亲年近八旬，和同为军队离休干部的父亲，在一家部队干休所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我们至今保持着亲如母子的联系。

　　最早生发写这个故事的念头，是三十八年前的冬天，在医院里。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身染沉疴的狂热文学爱好者，会写几句直白浅薄顺口溜的士兵，自然难以完成。十几年后，结构起一个故事，写出近三万字的中篇小说，虽在一家刋物发表，却总觉肤浅粗陋，难入方家法眼。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事新闻编辑工作之余，再写出十五六万文字，军艺文学系朱向前老师看过，只是摇头，也就废弃了。及至四年前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才又捡起文学，开始圆少年时的作家梦。历时两年，写出三十万字长篇，几经修改，终于形成今天这本印出来的《霜红》。与事情原貌和最初设想已经相去甚远了。交待这一过程目的是说，对我来讲，文学与人生相伴，写作《霜红》是为了我的北方母亲，当然，最根本的，是因为有话要说。

 　　据说人一旦开始念旧，回忆往事，思念故人，即预示老之将至或已进暮年。这在青春年少者眼里，大约是很值得同情的事情，而对于淡出人生舞台的人来说，未免不是一种幸福状态。在我看来，念旧是一种极为宝贵的情感，表明一个历尽沧桑洞悉世事的人，对生活依然保持着眷恋和热情，随之而来的反省人生，思考得失，净化欲望，有可能将自己带入一种从未到达的人生境界。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描绘，与那些为过往错误寻找开脱理由，企望得到曾经施予恩惠者报答的意念无关。
　　问：阳天来在每次受到命运捉弄时，仍然不失执着的一面，最终获得成功的青睐。读完此书，感受到的是个体面对人生低谷时，对于命运的一种坚强和抗争。您是否有意借此传达某种人生哲理？能详细向读者介绍下这种人生领悟吗？

　　刘春光：自打十九岁离开家乡那片黄土地，我的大半生都在外漂泊——一种灵魂与肉体的追求和寻找。活的年头多了，尤其是不用再作稻粮谋之后，自然会回头打量自己身后的脚印；老友聚会，酒酣耳热之际，那一年啊，那一回啊……便会脱口而出，这就是念旧。旧里有什么呢？有雨雪风霜，也有阳光玫瑰，两者互为依存，紧紧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人生。我无数次在北方绮丽霞光映照下的冰雪大地上行走，那景象既凄淸美艳，又严酷苍郁，冰冷与温暖奇妙地融和在一起，令人心灵悸动，久久难忘。这与人生图景极其相似。我把它作为我的书名，也就是《那时满地霜红》。

　　向前老师说，人生莫测，人生不易，人生无人同行。但同时，只要义无反顾朝前走，人是不会被打败的，辛勤耕耘，就会收获令人尊敬的人生。漫漫长路上，我们孤独的心灵需要温暖和慰藉。怎样才能找到这种温暖和慰藉？那就是————常想世间事，如意之时一二三，不如意时七八九，修炼超越功利和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历经苦难而又甘心舍弃贪婪和怨愤，感恩天地世人给予我们的点点滴滴，救助卑微弱小者而不生自大之心，这是一生都该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走向幸福与高尚的唯一途径。

　　问：相信读者读完此书，会对“北方母亲”沈越有着极深刻的印象。个人觉得，这个形象，更多改变的是阳天来的内在，是他的精神支柱，支撑并鼓励着阳天来一步步走下去。而他同张小洁结婚，从而得到昌主任一步步提携，更多改变了他的外在。这样理解是否正确？您在刻画阳天来面对种种抉择的纠结过程中是如何处理的？他个人所坚持的原则是怎样的？

　　刘春光：你的理解很独到，很深刻。我的体会是，手握权力和财富的人，对人施以援手，往往会获得受惠者的感恩和铭记，但很难改变甚至会扭曲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准则和行为方式。因为从某种角度讲，人们潜意识中会有一种认知——这是一种举手之劳，顺理成章之事。而本身作为困境中的弱小者，即使对人施以某种微薄的，甚至看似荒唐可笑的救助，都会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敬佩和赞叹，受惠者因为心灵震撼而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这就是家贫往往出孝子，达官显贵为争财富至亲相残的深层原因之一，也是我们被汶川大地震中一个捡破烂老人捐出自己全部1000多元积蓄而深深感动的重要原因。

　　阳天来是山沟里走出来的青年，他是一个既单纯又复杂，既坚韧又脆弱，既勇敢又怯懦，既不谙世事又聪明圆滑的人。他有狭隘自私甚至委琐的一面，走投无路之际，他把沈越的信拿给昌主任看，就是希望摆脱困境获得帮助，不惜违背沈越的叮嘱和自己的承诺。但他人性的主要方面，是质朴坚韧，是磊落坦荡，是知恩图报，是不屈不挠、奋发向上。无论他对自身过失的悔悟，还是对道德良知的坚守，都体现了这一品格。把他塑造成这样一种形象，既是基于生活的真实，又是为了赋予作品深沉的内在力量。沈越的形象也是如此。

　　问：通过阅读《那时满地霜红》，我们看到一个诗意和现实同时存在的军旅生活。这里面有着理想主义的”柴可夫斯基”，也有着虚伪而现实的仇锁柱等人。您通过此书，展现了一种并不单调的军营生活图景。您认为，军人在面对和处理感情因素时，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和不同？

　　刘春光：军人是一群四面八方聚集起来的普通人，又是有特殊要求和经过磨砺摔打的超人。普通人身上具有的东西，他们往往都有，普通人没有的，他们身上也有。柴可夫斯基和仇锁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典型，对待感情，一个纯粹，一个滥饧。还有罗小放，俞晓华，张蔚，包括卢浩，等等，这些人的故事与感情关联不大。在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环境中，发生一些不那么光彩的事情，也在情理之中。我只不过作了点轻描淡写而已。

　　问：读余华的《活着》，感觉它给我们描绘的是个体对命运的无奈，相信很多人读完后，都有一种被黑暗笼罩的感觉。但读完《那时满地霜红》，既能感觉到人生的阴雨严霜，又能感受到生活的阳光灿烂。您写这本书时，是否有意通过文学作品，对读者产生某种人生指导意义？

　　刘春光：前面说过，我热爱文学，喜欢写字，是因为有话要说。说什么呢？说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和感悟。积攒了一大把岁数，读了几十年书，思考了大半生，自以为明白了一些人生世理，好比母亲十月怀胎，经历了数不清的艰辛坎坷，孕育成熟了，自然而然就生下来了。至于孩子在世人眼中是个什么情状，会招致何种评说，那就无法左右，也用不着焦虑了。指导不敢说，尽人事，顺天命，如此而已。

　　问：文学作品中，人性的善与恶、丑与美的刻画，是能迸发出人本身的生存本能与人性光辉的。您认为，阳天来在命运一次次危机时，他的信仰是什么？促使他坚强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春光：但凡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能感染人，震撼人，给人以启迪和教益——绝非某种政治宣传和简单说教。余华的《活着》，描绘了人对苦难的极限承载，展现人的坚韧和不可摧折，活着是人生乃至生命的本质。而阳天来不是福贵，他生长的时代，他所受的教育，他所处的环境，使他形成了一种反叛与抗争的性格。他崇尚立德立功立言的士大夫追求，也有着农民承受苦难的坚韧，还有士兵的勇气和胆魄。他认定活着就要奋斗，活着就要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不作为，毋宁死。反叛抗争的性格与苦难错折的长期纠结磨砺，是他走向坚强的根本原因。

　　问：作为一个作家，是对于世间万物都有着非常敏感情绪的。从书中可以看出，您对生活有着很细腻的感触，特别对于安乐山这个地方，寄托了很重要的情愫，除了安乐山是阳天来的家乡之外，它还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寄托？

　　刘春光：人的一生，其实是不断追求寻觅的过程。我原想在《霜红》的扉页上，写下两句话作为题记——我们一生一世都在寻找，寻找心灵栖息的家园，后来责任编辑建议删掉了。我把人生分为四个层次或境界，第一个层次是求生存，为了活着而奔波操劳，为温饱挣扎奋斗；第二个层次是求发展，在当大官、发大财、干大事的路上永无休止地前行；第三个层次是求真理，凡事问个为什么，把社会的公平正义，人生的真善美，作为终身追求的目标；第四个层次是求超越，摆脱是非功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对待任何人任何事，这是一种人文情怀和宗教境界。我老家院子后有一座高坡，叫做安乐山。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我心中的安乐山。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在求寻自己的安乐山。

　　问：注意到此书是《安乐山系列》，请问刘老师，您后续会推出更多的系列作品吗？

　　刘春光：我是个既念旧又愚钝的人。故乡贫瘠而又丰饶的黄土地，已经埋葬在安乐山上的先人们，仍然活在安乐山下的父老乡亲，包括从安乐山下走出来，而灵魂终归要回到安乐山去的人，在我心中封存了几十年，衍化出许多催人泪下、动人心魄的故事。我打算将有生之年，寄托在这些故事以及它们难以名状的意蕴中，慢慢讲给世人听。大约不久之后，大家会认识又一个从安乐山下和尚湾走出来的，叫做《成都老鬼》的人，我企盼着人们见到他，报以一个深长的含泪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