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抗战老兵的传奇人生

    老人看上去神采奕奕，一点也不像97岁高龄的人，依稀可见当年的高大魁梧、风度翩翩。3月25日上午，在市城区新西街一宿舍楼里,我们坐在抗战老兵周广田的面前，听他给我们讲过去枪林弹雨、死里逃生的岁月，讲曾经商海拼搏的辉煌，谈自己刚直不阿的个性，还聊起家庭和子女。虽然一切都已是过往云烟，但细细品味，我们仍不难感受到一个军人的热血情怀，一个商人的开拓精神。
   保家卫国 热血男儿弃笔从戎
    1917年9月29日，我出生在岳阳湘阴一个商人家庭，6岁进私塾学习，10岁跟随在广益中学当教导主任的伯父读书。1934年初，为了抵抗日军侵略，长沙的70多名高中生赴南京参军入伍。当时才16岁的我瞒着家人，也跟着去了南京，被编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团一营一连，接受当时我国最正规、最严格的军事训练。
    近4年军事训练后，我在1937年和1938年先后参加了淞沪大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外围保卫战，印象最深刻的要属南京保卫战。
    1937年12月上旬，日本侵略军由京沪线进攻南京的机械化部队，越过句容我军防线直扑南京光华门外。我时任教导总队军士营一连二排代排长，军士营全是武汉入伍的爱国学生。12月12日拂晓，日军的平射炮、重机枪集中火力猛攻光华门城门。城门被日军的强大火力击破一个洞口，约一个排的敌兵大声嚎叫着冲向洞口。此战中，我排只有两人手臂受伤，经卫生员包扎后仍不下火线，而敌人则陈尸四首在我城门洞口。初战告捷，全排弟兄斗志昂扬，纷纷表示要与光华门共存亡。
    光华门是南京城墙最突出、最紧要的城门，是军家必争之地。这样重要的城门却只有我一个排在城内防守，野战大军布置在郊外各地阻止敌兵攻城。击退敌兵后，我排一面用土包堵塞城门洞口封死城门，一面休整部队，以备抵御敌兵下次进攻。当天下午六时，军情突变，连部传令兵传来连长命令：上级指示令我速即整合部队赶赴下关集合，过江到郑州报到。我率领全排弟兄由光华门穿城而过直奔挹江门，沿途没有看到一个军人和老百姓。我排是守城部队中最后撤退的。
    走出挹江门来到下关轮渡码头，我们看到轮渡码头散兵成堆，一片混乱，下关搭船过江无望。我想方设法找条船把全排弟兄和武器带过江去，前往郑州报到。我们一直找到汉中门以上，都不见船的踪影，只好回头又往下关走。至下关，天已拂晓，猛看到日军兵舰已接近燕子矶，正在用火力追杀我军游水渡江逃命的士兵。情况紧急无路可走，我看到轮渡码头侧面停有一小块竹排，立即命令不会游水的弟兄十多人登上小竹排划过江去逃命，会游水的30来个弟兄脱掉棉军服和我一起跳水过江。
    游了约两百多米时，上游先后漂来三块小长木板，我抓住先漂来的两块骑在胯下做船使，用后来的一块做划桨，这样比空手划水要快得多，也轻松得多。这时，日军的两艘兵舰和几只快艇已向船码头冲来，边冲边用火力猛扫游水逃命的散兵群。我迅即沉至木板下捡了一命。敌人的火力射向其他江面时，我从木板下面伸出头来向后一看，小竹排划离码头不到百米，排上十几个弟兄被敌兵射死在江中。血仇啊！此仇何日能报？！
     日军兵舰一靠岸，敌人陆战队迅速冲向趸船，趸船上的散兵一个也无法逃跑，有的在趸船上被杀死，有的跳入水中被敌兵射死。杀光了趸船上的散兵，日军又冲向马路，对烤火的散兵近者刀砍，远者射。七八万烤火大军中身体强壮者有的涌入草场门，有的涌入汉中门，也有跳入江中的，跳江的被日军快艇围追杀死，体弱者跑得慢的被敌兵屠杀在江边。而涌入南京城内的散兵加上12日晚上和13日早上由南京近郊撤退进城的大批散兵，都被侵略军搜捕杀光。
     13日中午，我趁日军快艇往下追杀的空当，一人避开散兵尸体拼命向前划去，下午两点左右划到岸边淤泥滩时，看到淤泥滩上陷有不少我军散兵，大多数已被射死，还有少数活着的正在挣扎求生。我知道淤泥陷人的厉害，不敢用脚行走，就伏在淤泥上双手轮流爬行。只有几十米宽的淤泥带，我爬了半个多钟头才爬到淤泥带尽头的芦苇林边。我又向芦苇林带深处走去。最初因地上芦苇叶铺得很厚，脚没感觉，走了十几步后，脚底开始出血，好像踩在刀尖上，痛得不可开交，我用手扒开芦叶一看，不知那个年代砍芦苇留下的桩桩都是尖得跟刀一样快，刺在脚板上就是个黄豆大的血洞。只有百米宽的芦苇林带，我一会儿爬一会儿走，大约半个多钟头才走出去，一双脚板被刺出好几十个黄豆大的血洞。
    走出芦苇林是一道古老江堤，稍稍站一下再往上爬，爬了一半，通！通！两声巨响，两发不知从何而来的炮弹从我头上飞过，炮弹的强风把我刮回堤下，好险呀！要不是在堤下休息了一下，我不被炮弹炸死也会被炮弹的强风刮飞几十米摔死。在堤下坐着定了半天神，我又接着往上爬，爬到江堤上站立一看，上起汉中门下至燕子矶，江面上浮满了我军的散兵尸体，日军快艇在江中轮番追杀我军逃命的散兵，约有两万人以上，惨不忍睹。
    闯过生死和痛苦的五关后，我已经三天三夜未进任何食物，也没有睡觉休息，饥寒交迫，疲惫到了极点。在江堤上一坐下就想倒下睡一觉，但一想，如果这样倒下去恐难再爬起来。想起日军惨杀我弟兄的仇恨，我对自己说，决不能死，一定要活下去，于是，我又站立起来咬着牙继续往前走。
    发挥余热 敢为人先商海捞金
    1938年6月至7月，我担任46师的连长，参加武汉外围保卫战，与日侵略军遭遇，打了报仇的一仗，消灭日寇30多人。信阳会战后，46师调回陕西武功，归胡宗南指挥监视十八集团军行动。想起被日本鬼子杀害的战友和同胞，我对大敌当前还动用野战军监视自己国家部队的行为感到很愤怒，一气之下决定私自离开。1939年，我独自前往四川，在重庆入了军官总队，后调入16新兵补充训练处任连长。我由于生性耿直，爱打抱不平、仗义执言，因此得罪了人，前后被关了3次禁闭，2次监狱。
    1946年，我由国民党军官总队编入警官学校，1947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昆明警察局，但并未去报到，反而又因为打抱不平惹祸上身被关了1年多。1949年，被放出来的我衣食无着，流落街头，被迫进入国民党19兵团，担任副营长，9月担任代营长。
    1949年9月，解放军进军西南，我收到命令带领军队掩护司令部撤退到贵阳郊区，后来联系不上司令部，只好带兵往四川古蔺县走。这时，我并不知道19兵团已经起义。一个多月后，古蔺县地下党组织和我联系上，解放军十八军一位姓张的团长前来和谈，我带领1000多人决定起义。
    十八军受命进军西藏，我因腿伤严重，膝盖肿得好大，走不了路，没有去成，经19军同意，我来到起义部队72军34师一位师长朋友那里养伤，并被委任为中校附员。1950年2月，我又进入隆昌西南军政大学学习。
    当年6月，凡是起义后参加34师的人员都要遣送回家，我就回到了老家湘阴。还没等到安排工作，我自己就考入了湖南联运公司，被分到常德，从此来到常德工作生活。1953年，联运公司改革，我又分到市航运办事处，成为一名商务干部。
    来到常德后，很多人给我介绍对象，但是我不敢结婚，因为担心自己的经历查不清楚连累别人。直到1956年，单位派了几个科级干部调查我的情况，找到了古蔺县当年和我接头起义的当事人，才证明我的起义经历。肃反后，我才在常德组建了家庭。
    1979年，62岁的我办理了退休手续。退休后，我没想到自己还能在商业领域做出贡献。1980年，我帮助城东街道办事处仁智桥居委会办油布厂，一个季度就赚了3万多元，居委会当时给我奖励了1万元，我成为常德最早的一批万元户。
    1983年，我又与护城乡的一个机械厂联营办油布厂，一年赚了6万多元，给厂里交了1万元，剩余的钱当时可以在常德买七八套房子。第二年我又与护城乡联营办企业，给护城乡增加了不少收入。直到1994年，因为种种原因，77岁的我才回家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