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老兵忆被俘之后：说实话管理员不随便打人骂人

1946年春，按照阎锡山推行的兵农合一制度，我与本村（山西忻县忻口村）武温治、刘年根、王润维、王二田等十几个年轻人当了常备兵。当兵后的第二年，我与武温治等四人又被抽调到省政府侍卫队。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我与武温治两人成了解放军62军军直属山炮营的解放战士。随后我们进军西北、西南，参加了甘肃关山打马鸿逵与四川彭山县半面街剿匪等战斗。

赴朝作战与北汉江被俘

约在1951年的1月间，正是我国抗美援朝不久的时候，我们山炮营在四川彭山县合编入60军180师的师直山炮营（营长叫杨银盘，四川人），我在炮一连弹药四排。为了作好赴朝参战的准备，我们部队徒步走到甘肃天水，再坐火车抵达河北省的泊头镇。在此下车后，在一个叫伦敦村（村子的名字可能不确）的小乡村住下来。春节过后，我们改换了全部武器装备（除山炮外，其余皆苏式武器），改换了军装被服，随时准备出发了。

入朝的确切日子记不得了，只记得在3月中旬，正是第四次战役已经打了将近两个多月的时候。我们在安东下车后，徒步跨过了鸭绿江。由于敌人的飞机太猖狂，只能昼伏夜行。三八线以北没有打战。过了三八线，进入南朝鲜，也是昼伏夜战。第五次战役一开始，我们就参战了，我们的任务是插入南北汉江之间消灭敌人。仗打得很艰苦，战士们伤亡不少。我们不仅打过了北汉江，而且接近了南汉江。可就在这个时候，几倍于我们的敌人包围了我们。上级命令北撤，我们山炮营掩护步兵先撤。撤至北汉江的时候，由于敌人占据了渡口，封锁了江面，过江时就有几百战士被水冲走、淹死。不过，总算撤过了北汉江，但一切供给全部中断了，几次冲杀也没有成功。上级又命令我们轻装突围，于是我们把山炮、电台等统统拆开损毁，连牲口也解开放脱，每人只带了一杆枪，分散突围，朝北奔去。某日天明了的时候，就看到了围堵的敌人，已经两三天没有吃东西的我们，再也无法前进了。就这样，一万多人的180师半数当了俘虏。一次被俘这么多人，这在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是出了名的。这是1951年5月底的事，也就是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又过了五六天或六七天的时候。几年以后才听说，我们师的代政委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同志带领几十个战士打了一年多的游击后也被俘了。他是志愿军战俘中官职最高的人。据说，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被俘总数有两万多人，而我们师就占了四分之一。我们师唯有重炮营没有落入敌手，因为重炮是用汽车拉的，从公路上跑脱了，而我们的山炮是牲口拉的，根本跑不脱。另外还听说，我们师540团的二营因故没有参加第二阶段战斗，那么，该营的损失也就不会大了。

在巨济岛战俘营

我们被俘后，先是被临时关到某城一个监狱中，不久又转到釜山，很快就入了敌人设在巨济岛的战俘营，在此熬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战俘被编成六个大队，我在第一大队86铁丝网。伤病员另外编成一个队，由我们侍候照料。我们睡在装过大米的草袋上，四个人一个铺。吃的是扁大米，实际就是压扁了的露仁子大麦，我们忻州人叫露仁草麦。每天两顿饭，一天只给吃一磅，相当于九两多。也有点菜，喝些带鱼汤什么的，总之，谁也吃不饱，个个都是面黄肌瘦的。因为美国还纠集了其他国家的少数军队参战，他们自称什么联合国军，所以，看守我们的兵有加拿大人，菲律宾人，土耳其人，等等，不全是美国人。白天，我们多是呆呆地坐着。坐在帐篷里，可以听见铁丝网外转来转去的宣传车上播出的什么关于战俘的日内瓦公约。出帐篷解手要请假，必须按时返回。每星期都有宗教教育课，什么耶稣教、天主教、佛教。课前发给每人一本小册子。来传教上课的外国牧师、神甫、僧人等都会说中国话，其中一个美国老牧师曾在我国山东住过多年。牧师宣讲时，总要说什么“你们造了孽，是耶稣拯救了你们。”有时我们被派去做苦工，就是到码头上卸轮船上的货物。遇上卸罐头等食品时，也能撬开吃上些。说实话，只要你规规矩矩，不闹什么事，管理人员并不随便打骂人。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们优待俘虏。

然而，这里并不是风平浪静的，而是斗争很激烈，就是那些要到台湾投奔蒋介石投奔所谓中华民国的战俘与我们这些一心想回祖国回大陆的战俘间的斗争。两派战俘背后都有领导，但都在暗中指挥着，不露面，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谁是领导，只是后来在一次两派武斗后，一个原山炮营的排长周荣秀（陕西人）和观察班班长范永清（山西太谷县城内人）被人家认出来，另外圈起来了，我们这才知道，他们是铁丝网内我们这一派的领导。想到台湾的那一派显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后来才听说，他们里面钻进不少名为战俘实为台湾派进去的特务，怪不得有些人那样猖狂，做反共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