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大豆外贸依存度82% 或影响粮食安全

     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稳定发展的最基本前提。大豆是中国主要粮食品种之一，身兼粮食作物和畜产品养殖业饲料的双重身份，在国民经济和人们生活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然而，大豆又是中国进口量最大的粮食作物，2012年大豆外贸依存度高达82%，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任何变动都会对我国粮食安全带来影响。
　　黑龙江省是中国最大的大豆产区，产量占国产大豆1/3强，但因为比价关系及进口大豆的影响，黑龙江省大豆播种面积连年下滑，产量逐年下降，2010—2012年，全省大豆种植面积从6470万亩下降到不足4000万亩，同期产量也从585万吨下降到不足400万吨。豆农生产积极性削弱，本地加工企业发展停滞。这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了巨大隐患。遏制黑龙江省大豆生产下滑趋势，维持与保有一定的国有大豆产量和必要的战略储备，对于促进大豆产业健康发展、维持国家粮食价格持续稳定运行、确保国家粮油安全至关重要。
　　一、黑龙江省大豆有其独特优势
　　优势之一：大豆产业基础好。黑龙江省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土壤有机质含量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常年大豆种植面积占全国大豆种植面积的37%—44%，总产量占全国的38%—46%，商品率达80%以上；大豆种质资源保护、繁育与推广最为发达；耕作栽培技术及种植经验积累丰富；加工基础设施及产品链条长；拥有国家大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多家实力雄厚的专门从事大豆生产、加工、推广的科研单位。黑龙江省一直是我国大豆出口的主要供应地，鼎盛时期年出口量近百万吨。日本是黑龙江省大豆出口的主要市场，上世纪90年代前，每年出口量都在30万吨左右。
　　优势之二：为非转基因大豆。黑龙江省种植的大豆全部为非转基因品种，符合人们对天然、健康粮油食品消费的市场需求，而世界其他大豆主产国已被转基因大豆侵蚀殆尽。截至2011年，美国转基因大豆种植率为94%，巴西为83%，阿根廷为100%，上述三国大豆出口合计占全球出口量的88%，其中，美国、巴西、阿根廷大豆出口分别为3470万吨、3780万吨、890万吨。中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50%左右来自美国，但美国国内的转基因大豆则主要用于制造动物饲料、生物乙醇和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美国消费者食用的豆油、豆奶、豆腐等豆制品都标有“NON—GMO”(非转基因)、“ORGANIC”(有机)、“NATURE”(天然)等字样，市场准入制度严格。欧盟、美国、日本、韩国市场包括大豆在内的非转基因制品比转基因制品价格高出30%—50%。
　　二、发挥产业优势，确保粮食安全
　　大豆既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性、战略性物资，又是最具经济效益的粮食作物，其延长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具有很大发展潜力，在农产品贸易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应从粮食安全和经济价值的角度认识大豆产业的重要性，发挥龙江大豆优势，满足国内外市场对非转基因优质大豆及产品的旺盛需求，确保国家粮食质量安全和人民营养健康需要，促进豆农民生的改善。
　　第一，强化生产基地建设，提高生产效率。重点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和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大豆生产能力。跨国粮商对黑龙江这片生态净土窥视已久，我们不主动保护，后果恐怕是不但在加工与贸易环节丧失话语权，就连生产环节也会受制于人。因此，强化大豆生产基地建设与保护势在必行。生产基地建设，可以保证豆农的基本生计，提高豆农生产积极性，为后续加工及贸易提供专有品种，实现专种专收，提高生产效率，达到优质优价的目的。
　　第二，构建大豆产业合理布局，扶持重点区域。以国家批复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为契机，着手制定与实施《黑龙江省大豆产业发展规划》，根据积温带和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利用黑龙江省北部地区土地集中连片、规模较大、生态优势明显，而中南部地区积温相对较高、加工与运输条件便利的优势，合理规划不同大豆品种种植规模，重点选育与推广市场需求旺盛的高蛋白大豆、食用大豆品种。同时，统计未纳入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规划、大豆播种面积在3万亩以上的县市，对其进行重点扶植。对大豆播种面积在200万亩左右的大县，建立大豆主产县产业发展扶持奖励资金。
　　第三，强化质量安全控制，打造龙江品牌。一方面，立足产区，出好产品。“打铁还需自身硬”，有本事，才能承担责任；有质量，才能满足市场。利用人们对健康生活的渴望，站在粮食安全角度，制定高蛋白大豆、高油大豆及其他加工专用型大豆的相应标准，严格按照标准进行原产地采购，并在各主要产区实行产地检测备案制度，企业采购时进行第三方检验，确保专用型和特用型大豆质量，严格执行生产过程的标准化管理、流通环节的关键点监测和标识制度。另一方面，恢复非转基因大豆对外出口优势，促进大豆国际贸易平衡，提升龙江大豆世界知名度。通过对黑龙江省大豆产业扶植和提升，打造龙江农业最具影响力品牌，促使黑龙江省成为全世界非转基因大豆生产、加工、贸易集散地和世界非转基因大豆现货、期货交割中心，提升黑龙江省对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度，提高为世界人民营养健康提供优质粮食产品的能力。
　　第四，优化政策措施配套，找准市场定位。一是协调好主要粮食作物种植结构，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规划好不同作物种植面积，合理轮作与适当休耕，培养与修复地力，形成粮食生产多品种齐头并进发展格局。二是利用好国际贸易规则，创造国内大豆产业健康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大豆产业一定要用好用足世贸组织相关规则，在维持与发展有利于人类健康和国家粮食安全的产业政策制定上形成一致意见，逐步构建与实施既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又满足我国国情的国内大豆产业扶植政策体系和配套措施。可充分运用世贸组织关于国内支持政策的相关规定，重点在食物安全储备、农业科研、培训、推广与咨询、环保、病虫害防治、基础设施服务等方面提供一定的政府支持和补贴，出台促进结构性调整援助、环境规划计划等综合性支持措施。三是明确市场细分定位。通过制定和实施非转基因与转基因之间区别对待的差异化战略，引导市场对非转基因大豆及产品的需求，实现黑龙江省非转基因优质大豆的市场价值和经济价值，走出一条数量与质量并重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良性发展之路。
    中国金融改革步入深水区 推进内外开放呼声高 2013年11月04日 09:21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参与互动(9)5　　中新社北京11月4日电 (记者 陈康亮)备受瞩目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11月9日在京召开，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要内容的会议议程让各界对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充满期待。其中，阻力较小的金融体制改革被寄予厚望，关于推进金融市场对内对外双重开放的呼声亦日渐高涨。
　　“中国金融改革当下已步入深水区，深化金融改革已成共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特别是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金融资源错配情况严重，现有金融体制已无法满足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升级的需求。
　　赵锡军认为，客观地讲，与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国企改革等“硬骨头”相比，金融改革应该是当前各项改革领域中阻力最小、效果最好的。“毕竟国内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前期基础较好。”
　　赵锡军进一步指出，市场化仍将是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主脉络，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可能在深化金融市场对内对外双重开放方面大笔着墨。
　　其中，对内方面，有望降低金融行业准入门槛，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推进利率市场化；对外方面，则将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亦表赞同。郭田勇对中新社记者指出，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时点而言，一个更为开放的金融体系，将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效率，进一步满足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资金需求，有效避免资金空转的现象；同时加速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国内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则提醒，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此前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曾提出，中国金融改革应“求得出一招能够影响全局乃至满盘皆活的效果”。赵庆明认为，“这一招”即是以大幅度实质性减少行政审批为重点，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赵庆明进一步指出，一个充满活力的金融市场，往往需要监管层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拆除过度行政审批等门槛。“减少行政审批、放权给市场，有可能带来满盘皆活的效果。预计这一招在三中全会后会继续得到强化。”
　　事实上，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随着大量行政审批事项的下放和取消，中国的金融改革步伐亦在各项政策中悄然加速。例如，7月，中国央行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盘活存量资金；9月，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署名文章，明确提出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10月，中国(上海)自贸区正式启动，金融改革将进入深度试验。
　　“上述政策的出台虽已使中国未来一轮完整金融改革初具雏形，但仍稍显零碎，预计三中全会将从中央的高度作出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并带来政策效力的升级。”郭田勇说。
　　而在赵庆明看来，金融改革的推进往往需要有相匹配的监管能力。“与一般的工商业不同，金融业本质上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其风险的爆发将对实体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金融业的开放和创新不应在监管真空中推进。”
　　赵庆明指出，预计三中全会在推进金融改革的同时，将要求监管升级，即监管重心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执法转变。比如针对目前国内方兴未艾的民营银行和互联网金融，在鼓励发展之余，可以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加强投资者教育等方式防范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