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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大企业盈利能力为什么下滑?
  • 中国大企业盈利能力为什么下滑?

           近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在重庆发布2014年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企业入围门槛首次突破200亿元。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达到56.68万亿元,同比增长13.31%,但盈利能力却不强,入围企业中有41家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负数。专家分析称,相比美国大企业,我国大企业盈利能力持续下滑,差距进一步拉大,值得警惕。
      专家还指出,我国大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缺失、银行业与实体经济的“利润鸿沟”不断拉大、国有企业成亏损“重灾区”,“走出去”效果不佳等问题日趋严重。专家称,我国企业缺品牌、缺技术、缺管理,经营意识和理念也跟不上,“走出去”与世界级跨国公司竞争时就现了“原形”,亟需加大创新投入和品牌建设,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9月19日《经济参考报》)
      我国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在营业收入增长情况下,出现盈利能力持续下滑,对这种现象给出解释,需要给出更为确切而细化的分析。我国企业创新投入和品牌建设不足,以及经营管理水平还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肯定都是导致盈利能力下滑的重要原因,但这些是不是主要原因,有没有影响更大的其他因素存在,仍待国家有关部门和权威研究机构用覆盖面更广的企业案例及数据加以分析发掘。
      创新特别是技术研发创新,是确保产业和企业拥有核心竞争力的前提。近年来在装备制造、生物制药、新能源、通讯等多个产业领域,仅就掌握的技术及生产工艺而言,纵然不能断论我国大企业已经缩小了与欧美日领先企业的差距。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国相当一批企业,已经从各自领域过去不被正视的不入流者,变成了欧美企业必须要借助各种诉讼和国外政府管制方式打压的具有威胁的竞争对手。
      而这种转变,也反映出我国企业品牌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一些专家多年不变的发表我国企业毫无竞争力的观点,声称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缺品牌、缺技术、缺管理,几乎一无是处;而谈到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增强的现象时,则尽数归于廉价劳动力和透支环境等解释。如果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真的毫无品牌意识和经营水平,根本不可能挤进复杂的国际市场,如果连管理水平也没有,要充当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也是不可能的。
      至于中国企业特别是大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市场遭遇的种种挫折,究竟与进入海外市场的时间较多,还需要经过一个文化与经济融合的过程,还是像一些专家所称的因为缺品牌、缺技术、缺管理,所以没有还手之力,这也不能一概而论。
      本文并没有否认我国大企业存在管理、品牌、技术多方面硬伤,同样也认为,中国企业只有走技术、管理及品牌经营多方面转型升级的路子,才能成长为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创造更为持久和可观的效益。但需要意识到是,一方面,中国企业在上述领域绝非一无是处,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雇佣人数及市场竞争力。只有客观公正的评估企业的发展层次,实事求是的找出问题所在并探究原因,才可能实现改进,以及上述的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各国、各种市场环境中,都存在较为普遍的大公司病。公司迷恋既有的成功管理模式、品牌、产品和技术体系,拒绝作出调整创新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而在美国等市场环境中,包括互联网业的企业在内,大企业为了满足股东利益而急功近利牺牲创新投入的事例也不鲜见,不乏世界级跨国公司迅速崩溃的案例。而这些企业的管理、品牌和技术并不存在明显问题。这也说明,利益驱动机制和利益分配架构,在某种程度要比管理、品牌、技术更为重要——事实上,部分央企不思进取,与管理、品牌和技术层面有无纰漏毫无关系。事实上,我国有关部门近年来不断调整央企激励和监督机制,在激发央企管理、品牌建设、技术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在增强对经营管理层的约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回头继续探讨我国企业盈利下滑现象。企业承担的政府税赋较重,政府管制仍主要停留于微观和中观层面,产业政策调整改进还不到位等因素,当然都对盈利下滑的结果产生了影响。问题是,这些因素在过去一直存在,却主要是在近年来才得到进一步放大化的凸显。而国外一些经济体的税赋同样很重、政府监管企业的压力也很大,却没有造成同样的结果(企业盈利下滑)。
      笔者以为,影响企业盈利乃至生存发展以及创新走向的更主要原因在于,创新成本、技术管理成本在近年来急速提升。这当然与近年来国内各地房价飙升有关,高企的房价让企业薪酬水涨船高,否则无法雇佣到足够的合格员工,更不要想留住或挖来研发人员和熟练技工。高房价还直接推高企业生产、仓储、销售等各环节成本。
      造成创新成本、技术管理成本进一步走高的来源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构建的“产业公地”纷纷瓦解。“产业公地”是哈佛商学院企业管理教授加里·皮萨诺和该院技术运营管理教授威利·史合著的《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一书所提出的,由各种专有技术、产业运作能力和专业化技能的网络交织构成,这些能力和要素嵌入在劳动者、竞争者、供应商、消费者、合作型研发项目以及研发高校,可以向多个产业部门提供支持。《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一书分析指出,美国二战后得以巩固经济霸权,与19世纪末至上世纪70年代构建起的产业公地对美国经济和科技的长期支撑密切相关。19世纪末,美国已建立起诸多研发型高等院校,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则建立了国防工业及科研体系,冷战期间为了应对苏联竞争而在军工领域投入巨额政府拨款。
      为什么说我国各地的“产业公地”近年来纷纷瓦解?简言之,行政主导的“造城”割裂了新旧城区之间、新兴工业区与旧有厂区之间、围绕大企业构建的产业园区与配套企业所聚集的郊区之间的联系,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长期以来未获得应有重视,各地纷纷兴建大学城而让高校彻底与工业区、城区失去物理接触,各级各地对合作型研发项目的投入过低,等等。在这些由行政主导的转变所影响下,企业要启动创新甚至维持日常的技术管理,不可避免要付出更高成本。